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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出版初期臧否之声 　　今年5月是钱锺书的《围城》出版65周年。据何启治在2010年第3期撰写的《〈围城〉曾经沉寂30年》一文中介绍，截至2008年上半年，《围城》已创下印数392万册的纪录。如今，“钱学”已成为一门学问，《围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然而，如同经典的诞生总是与争议相伴随一样，《围城》在出版初期即1946——1949年间也经历了一番不小的风波。 　　1944年，钱锺书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围城》，一年后被老友柯灵得知，于是1945年10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世纪风》“编者·作者·读者”栏中就有了这样的消息：“钱锺书先生近方创作长篇小说《围城》，已经成其十之六七。”这是最早关于《围城》的创作资讯。1946年2月25日，《围城》始刊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在该期的“编余”中，李健吾表达了发表《围城》的欣喜之情：“可喜的是，我们有荣誉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仕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荐》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篇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掉书袋。他把书本给融化了，像草一样吃了下去，挤出来的奶还是有书卷气的。读《围城》，仿佛读狄更司同时代的萨克莱；拿中国小说来比，第六期的那一部份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份。看了这一部份，你就想看前面，等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你慢慢看的。”这是第一篇评介《围城》的文字。 　　1947年5月，《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为配合小说发行，5月1日刊行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虽是广告宣传但并不夸大其辞，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之后，林海（郑朝宗）撰写《〈围城〉与“Tom Jones”》一文比较了《围城》和《汤姆·琼斯传》的不同之处，同时提出了“学人小说”的读法拓展了接受者的视野。他说：“钱锺书和菲尔丁至少有两点相同：第一，他们都是天生的讽刺家或幽默家，揭发虚伪和嘲笑愚昧是他们最擅长的同时也最愿意干的事情；第二，他们都不是妙手空空的作家，肚子里有的是书卷，同时又都不赞成‘别材非学’的主张，所以连做小说也还要掉些书袋。”“《围城》和《汤姆·琼斯传》同样的是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的，这笔调浸透全书，成了一种不可须臾离的原质；偶然一离，读者立刻便有异样之感。而也就在这里，这两位作家稍微有些不同。菲尔丁虽好讽刺，却并不悲观。他不喜欢板起脸孔来教训，但有时也说正经话。因此，每逢他转换口气，总是从‘幽默’改为‘正经’。钱先生则是个彻底的悲观家，‘讽刺’之外，惟有‘感伤’，这情形从两书的结局处看得最清楚。”“以体裁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The Picaresque novel）。……比较起来，还是《围城》接近人生。”而钱锺书和菲尔丁的根本相通之处在于：“这两位小说家有个共同的信念，便是题材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处理这题材的手腕。”至于技巧，明比和描写文是这两部作品大部分的血肉和生命。“他们的互异之点，那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汤姆·琼斯传》中的事实多于议论；《围城》刚刚相反，议论多于事实。这分别是植根于两位作家生活经验广狭的不同。菲尔丁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的作品虽也一样的以‘批评人生’为主要目的，却多少总带点‘表现人生’的倾向，尽量把来自多方面的事实填塞进去。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的令人想出一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这一视野之后得到了众多接受者的认同。 　　当然，并非所有的接受者都看好《围城》。方典（王元化）就将《围城》视为“香粉铺”，因为“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唐湜指出小说的结构如“一盘散沙”。无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