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docVIP

《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 　　《慎宜轩日记》的作者是清末民初士人姚永概。姚永概（1866—1923年），字叔节，号幸孙，安徽桐城人。祖姚莹，官终湖南按察使，父姚浚昌，曾佐曾国藩幕，官终湖北竹山知县。姚永概是光绪戊子科举人，清末曾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师范学堂监督，民国后，他先后任教北京大学、正志学校，兼充清史馆协修，著有《慎宜轩诗文集》等书，为桐城派后劲①。 　　《慎宜轩日记》稿本凡36册，为著者16岁至57岁日记，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十二日，止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廿四日。标点本近由黄山书社出版。作为新出史料，已经有学者加以研究，如祁龙威和徐雁平等②。但是，这一大部头、跨度达42年的日记，内容丰富，有待开发之处甚多。本文利用该日记探讨清末民初士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重点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心情调护与身体健康维护。 　　理学不仅是一套哲学体系，而且是一套心性修养体系。心性修养是理学的核心，也是其最后落脚之处。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其鼓吹的文学功能是“卫道”，所谓“道”则是以理学为基本。姚永概出身于桐城世家，是清末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慎宜轩日记》中可以看出清末桐城世家依然沿用宋明以来日益成熟的修养功夫培养锻炼自己的心性。 　　首先，明末以来流行的“功过格”依然在桐城士人中传袭③。《慎宜轩日记》辛巳年（1881年）三月六日记载：“往马通伯，谈功过格事，余行功过格二月矣，今见通伯新订功过格尤佳，属为抄寄予余焉。”[1] （p.2）其时，姚永概16岁，即和其姊夫马其昶共同记录功过格，并互相参究，可见在清末桐城世家青年才俊中这一方法依然流行。另，同年十月九日记载：“偶见大人行笥中有《吕祖功过格》，取阅之，颇觉近来出口皆尤，举足皆悔，昏惰不堪，令人警发。”[1] （p.26）可见姚永概等行“功过格”有家学渊源。 　　宋明理学中盛行的静坐之法亦为桐城世家所沿袭。辛巳年（1881年）四月二十九日姚永概姊夫马其昶来访，五月三日《日记》记载：“通伯约余兄弟为七日静坐之功，许之。”[1] （p.8）此后，五月四至十日，马其昶（1855—1930年），与姚氏兄弟三人连续七日行静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静坐的情形。从静坐中经常出现“颇不能耐”“言笑过度”等情况看，这应是姚永概首次接触静坐。 　　静坐之法此后为姚永概奉行。丙戌年（1886年）三月二日，姚永概立课程如下： 　　早起，祖母、父亲前问安。摹字一张，临字五百。饭罢，散步一刻，看理学书一二十页，细心切究，不可浮浅读过。温制艺数篇。昏时或静坐一刻，或课奴栽花。晚饭罢，读古文数篇，看经济书一二十页，记日记。祖母、父亲前问安，归寝。[1] （p.249） 　　初三日，“钟韵轩静坐课许”[1] （p.249）。此后未见静坐行为，大约未能坚持。 　　丙戌年（1886年）十一月姚永概赴江宁，入学政王先谦幕。此为姚氏首次离家步入社会，加以人事、学术的纠纷，姚氏心绪颇不宁，再次实行静坐之法。丁亥年（1887年）一月二十二日记载： 　　君翁（按：王君豫，与姚氏同在王先谦幕府）劝予每日静坐一刻，写字数百，少与人争学问，此三言皆切实有益之语，可谓益友矣。[1] （p.286） 　　此后姚永概即开始坚持静坐。此后，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四日，姚永概连续“静坐一刻”[1] （pp.286～287）。二月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九日，间断性“静坐一刻”[1] （pp.288～291）。此后有所间断，直到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才有“静坐片刻”的记载[1] （p.301）。 　　记日记也是姚氏父子进德修业的重要手段，日记不仅记录自己的日常行为，而且通过父子兄弟之间传观日记来达到互相监督提携的功能。如，壬午年（1882年）二月七日《日记》记载： 　　观大兄日记，其用功之精苦不懈，吾人远逊不如，择其言之尤佳者，以墨圈识之于下。大兄日记式较余为清楚，今从之而稍变易焉。[1] （p.47） 　　同年八月十六日，姚氏“阅二兄日记”，并随之感慨曰： 　　默念吾之一身，朋友望余者甚切，而度余者亦甚高。彼其心皆曰：姚某在家，不知何等用功也。岂知其悠忽送日乃如斯乎，可耻孰甚焉。[1] （p.79） 　　近代以来关于清代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及其衰落这一主流，而较少注意到理学这一伏流，即使研究清代理学者亦多注意于哲学层面的探讨，而较少注意于理学修养功夫的传承与演变。从姚永概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一套修养功夫在晚清依然得以传衍，细察历史，亦可以发现它一直到民国时期亦未有中断①。这样一套理学修养功夫除了作为“成贤成圣”的必要手段外，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什么意义与功能，实为儒学史上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若我们通读《日记》，会有强烈的印象，即理学修养功夫是姚永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情绪平稳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