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帝师”陈宝琛最后四年.docVIP

溥仪“帝师”陈宝琛最后四年 　　从八十四岁“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八十八岁去世，陈宝琛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不可回避地与日本军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他们制造的伪满洲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时，他的皇帝学生——溥仪已经被日本人利用了，相知多年的同事郑孝胥、罗振玉等也被日本人利用，成了汉奸。在这种情况下，陈宝琛在生命中最后的四年间，不断通过书信、亲往长春面谏等形式，以尽自己的“救世匹夫”之责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他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官宦家庭，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五岁获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陈宝琛的青壮年时代，适逢沙俄、日本和法国对我国的侵略，他屡以上疏方式坚决主战，请诛丧权辱国的崇厚，并毁其所擅定的有辱国家主权的条约；他还曾奉旨驰赴抗法前线，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他敢言敢谏，“好弹劾，间言朝政得失”，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同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清流党”领袖人物；他更以敢在慈禧太后面前犯颜直谏而闻名。1885年被慈禧罢官后，陈宝琛在家乡办学校、修铁路，直到宣统登极后才被重新起用，官至御前进讲的“帝师”，其间又以为“戊戌六君子”昭雪的提案而震动朝野。 　　陈宝琛六十四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从“忠君报国”这一儒家人生价值观出发，誓作“不事二主”的忠臣，甘当遗老，继续作为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除了谆谆教导“小皇帝”并受命撰修《德宗实录》、《德宗本记》外，还不遗余力地为复辟清朝奔走效劳。 　　陈宝琛八十四岁时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那么，陈宝琛从八十四岁至八十八岁去世，即1931年至1935年这生平的最后几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在我国东北山河上拼凑起来的伪满洲国，面对扮演傀儡角色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就必须接受民族立场这个尖锐的政治问题的严峻考验。 　　多次陈书力劝溥仪 　　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不顾陈宝琛的坚决反对，背着这位“忠心可嘉”的师傅潜赴东北。长期以来作为溥仪最倚重的“智囊”，陈宝琛对此虽然气愤，却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 ???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以八十五岁高龄，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动身离津，出关北上。当时溥仪在旅顺，由郑孝胥和罗振玉随扈，正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商谈伪满的“建国”问题。陈宝琛力劝溥仪不可答应日本人出任伪满洲国元首一事。 　　1932年2月4日陈宝琛返抵天津。这次短暂的旅顺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个月后溥仪允就伪满执政。 　　陈宝琛离开旅顺一个月以后，溥仪就以“暂任执政一年”为条件，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元首”，到底还是钻进了日本人的圈套。起初溥仪还跃跃欲试，要“恢复祖宗疆土社稷”，还在伪满执政府开张之际，拟设“府中令”为管理执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上谕弢老任之”，陈宝琛却坚决不就。陈宝琛固然反对伪满，反对溥仪当“执政”，而且自己绝不参与伪满的政务和事务，但他还是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并不拒绝为复辟清朝的“中兴事业”服务，继续为溥仪“入主中原”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 　　这一时期，陈宝琛为溥仪服务的主要方式，是保持与在溥仪身边管事的伪满执政府秘书长胡嗣瑗频繁通信，借以沟通两地信息，了解伪满政局的变化，而为大清朝的“中兴”定方略，资长策。 　　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陈宝琛此时所向往的，首先是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使之摆脱“政非己出，事由人断”的傀儡地位。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陈宝琛引述国际社会对伪满“极为轩豁呈露”的评论之后说：“无人对此虚构之独立国加以承认，即日本亦无此要求，然则有举莫废，亦视此后之能否勉副独立二字，以求为可承认已耳！”“有举莫废”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退而求“勉副独立”了。在这种心境下，陈宝琛也不能不关注伪满政局，遂在信中又问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虚谷）和伪满总理郑孝胥（夜起）的情况：“虚谷受事后，旬必一见，于建国规模，有无裨赞？夜起所聘顾问，能否得人？实为系怀。”溥仪与武藤的定例会见，郑孝胥和日本顾问的关系，这当然都涉及主权问题。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彼（指日本）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使我可洗傀儡之诟，彼亦世有统监之嫌，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是在秉钧者之开诚晓辞也。”在陈宝琛看来，“但视同蒙藏”，即得到如蒙藏地区的自治权，“已非我所甘受”，还要争独立权。当然他也知道，“此则固非虚谷所能主”，须经日本政府决策。 　　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前与日方约定：一年为期，实行帝制。将届期满，陈宝琛乃在1933年2月1日的信中提醒郑孝胥和胡嗣瑗说：“所急之者，一年之期已近，不能不予筹表示，夜起有无计划，公意如何？”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争回几分自主之权。在2月16日的信中陈宝琛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希望日本对伪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