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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于民必要性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投资过剩、出口受阻、消费萎缩的困境，浙江省有六成民营企业面临限产和停产局面。民工回乡潮再现，严重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于通过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富裕。“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民生问题和富民理念，而藏富于民思想则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会通过藏富于民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从而刺激生产，让星星之火燎原起来。 　　一、从历史和经济学视域看藏富于民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处理国家和人民之间财富分配关系也是强调藏富于民。把人民物质财富的充裕程度视为治国安民的重要方面。先秦时期把重视人民利益视为德政。诸子百家从不同政治需要出发，阐明富民思想。宋代还特别注重社会福利，如“福田院”、“居养院”等养老机构，用“学田”收入资助教育等等。宋代刚建立时政府非常需要钱，但政府并没有增加税收，反而降低税赋。南宋时期还大幅降低关税，民众享受了便宜的进口商品。此所谓小河有水大河不干，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当今政府更应该注重藏富于民。目前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官员数量庞大，公务员考试颇为壮观，如果优秀人才都要到政府机关，而不去企业一线，国家就失去了创新动力。 　　亚当·斯密《国富论》包含的藏富于民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即所谓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增加民众收入，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其二是政府的税赋收入用来提供民众公共产品，变相增加民众财富。对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他在鼓吹资本主义，而是他想通过“看不见的手”即个人追求利益的行动，使整个社会获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预经济的自然运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的富民政策。“一个民营经济体的一切活动，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就有自己的经营自由，就不应受到太多的行政干预，更不应接受来自政府的某种指令性计划安排，一切受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在调节。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 但是，如果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社会整体利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尽到职责，即使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也没有进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必须向公众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责，就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这类机构和工程对于社会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但它们的性质是，如果由个人或小团体来经营，那他们就会得不偿失。”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太少，百姓都要有偿使用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加重民众负担，不能藏富于民，就谈不上扩大消费。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时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初步发现了资本的运作原理，但社会远比这些经济学家所想的复杂。斯宾塞之前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受到空前的挑战，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可以自发的调节自己。而实际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正是处于这个背景下，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他借鉴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精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马克思认为：“必要劳动时间是工资的来源，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利润（利息）和地租。”正是这种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无止境的追求，资本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断定，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无产阶级推翻这种压迫人的私有财产制度，实际上是解决民生问题和藏富于民的前提，因为正是这种私有制剥夺了工人的所有权。 　　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行政、司法等力量适当干预，如民主法制、工会组织、新闻监督等，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了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不能让其它人财富减少，通过民主法制惩治腐败保证公平，藏富于民三方面。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先富，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不能让其它人更贫穷；不能图利少数人，而由全社会来承担改革的成本。郎咸平认为：“真正建立这个改革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了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而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必将实现从民生到民富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理念，因此，必须真正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从现实国情看藏富于民的必要性 　　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必要性在于：第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当时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民众的合理诉求常会遭来军事镇压。武装斗争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