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学堂小麦王”苦恼.docVIP

蔡旭“学堂小麦王”苦恼 　　一 　　上世纪50年代初，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出没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的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曾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他选育的优良品种直接让广大麦农受益，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据1957年3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评估，他培育的品种已经推广到1700万亩以上。但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使用时暗地里控制，有一任党委书记曾极为蔑视地说，蔡旭能育出好种，就是碰运气。 　　1953年掀起学习苏联教学大纲的热潮，学校里的团员教师认为，在学习苏联教材后教授们同样有很多地方不懂，也需要从头学起，在苏联教学大纲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提出：“有了苏联专家，我们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蔡旭在那段时日颇为孤零，内心的失落感是强烈的。 　　自从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遗传学的两个学派，摩尔根学派认为生物体中存在决定遗传的特殊物质基因，米丘林派则予以否认。后者获苏联官方尤其是斯大林的支持）相争抹上政治色彩后，蔡旭和另一位知名玉米选种教授李竞雄被校方列入摩尔根派，认定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米丘林学派，暗中却十分抗拒。有趣的是，蔡旭反而说自己这一套就是米丘林派。校方不认可蔡的表态，采取了变相封杀的一系列措施。农学系掌握实权的党员副主任姜某跟系里青年团员教师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批判后说是从头学起，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姜某不愿让蔡旭教书，让讲师刘中宣去教蔡旭所开课程，而刘中宣过去因故被管制，刚解除半年，就因为刘向系总支高调表示学习苏联而被姜秉权选中。（1953年4月18日市高校党委《高等学校党团员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还不算严厉的政治环境中，蔡旭在政治、业务上竟然不如一个曾被管制的年轻讲师，此举招致系里不少教员的不满和非议。 　　1950年初春，著名遗传专家、蔡旭的前任李竞钧不堪重压悄然去国不归，此事波及海外学界，议论多为负面，令中共高层震怒。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把领导方法粗暴的农业大学党政一把手、延安时期的农业领导者乐天宇调离。“乐天宇事件”本是纠左性质，情理上学校后任领导应引以为戒，但后任几届领导都带有天然的极左倾向，对高级知识分子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 　　1953年，文化人出身的华东局施平从上海调来北京，出任农业大学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他做事平稳，形象相对谦和，一到校便颇受教授们的认同。蔡旭、李竞雄、沈其益三位校内著名教授到施平家中诉苦，一一细说党总支压制打击的具体事例。谈到深夜12点，三位教授都流了眼泪。1959年11月“反右倾”运动中，已不获上级信任的施平被迫做检查报告，回忆当时情景：“我一到校，受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包围、哭诉……他们三人在我家谈到深夜，三人都哭了，把我的心都哭软了。我认为办学校靠教授，把这些人搞翻了，我很恼火，要整党总支这些同志。这场斗争使进步力量受到很大打击，得到教授喝彩。”（1959年11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14期） 　　施平让农学系总支姜某向教授们承认错误，党总支要请求处分，公开检讨。但系总支始终不愿向教授们承认犯了原则性错误，施平也很无奈。 　　 　　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高校存在着一个长久现象，就是凡对教授有诚意、有相助之心的党委书记，往往被视为“右倾”而落难，政治结局都不太好。农业大学在北京是一个“左祸”厉害得出名的单位，施平做了几年书记就难以为继，逐渐控制不了学校大局。他与知识分子交好的温和举动也不被上级喜欢。1959年底挨批时，他自己检讨说：“在学术上帮资产阶级教授吹嘘，替他们争地位、争待遇，使他们改造受影响。” 　　施平的到任及带有温和性质的施政，改善了蔡旭原本的困难处境，党委宣布从学术上给他摘掉了“反动”帽子，肯定了他的科研成绩，安排他任市人大代表和系主任，使他解除了多年的困扰和顾虑，工作热情一度很高，并且提出入党的要求。 　　可这种思想性的“进步”只能是短暂的，一逢剧烈的外在运动就根本无法持久。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了，从迷糊到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被称“农民小麦王”的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五亩试验田比个高低。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有记录者在现场报告中认为，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