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立法与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转型.docVIP

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立法与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转型 　　摘要：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将制定新法与批判、沿用旧律相结合，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主要的法律形式拟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警察教育法规，以期积极建设资产阶级警察教育法制体系。南京临时政府的警察教育立法实践在近代中国警察教育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是中国警察教育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可贵探索与重要尝试。 　　关键词：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警政建设；警察教育法制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捍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推行新警政，进行了一系列警察教育立法探索，尝试构建资产阶级的警察教育法律制度。虽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了3个月，但其警察教育立法实践在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教育改革及其立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于1912年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立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清末学部，设置中央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作为正副长官，设参事拟定法规文件。另有秘书掌管机要事务，视学掌视察学务，技正与技士掌技术事务。教育部内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下设大学科、专门科、留学科）、普通司（下设师范科、中学科、小学科、实业科）、社会司（下设图书博物科、通俗科）和总务厅（下设统计科、会计科、文书科、庶务科、编审处），司（厅）长下属佥事，分掌各项事务；主事为助理。全部总编制不满百人。 　　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教育行政一时无暇顾及。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劝学所”制。直到1917年9月，颁布《教育厅暂时条例》，各省始建独立的教育厅。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计、庶务、文牍、统计等事务，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和留学教育。也可以只设两科，第三科的职能放在第二科。南京临时政府对地方教育行政则一时无暇顾及，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清朝“劝学所”制。 　　为了改革清末封建主义的学制与课程等，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规定：改学堂名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民间通用之教科书，有尊崇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的，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可随时删改；“废止旧时奖励（科举）出身”的做法，一律称该类学校的毕业生；增加自然科学、应用知识方面的课程；立即着手编写新教科书。这些措施在与封建教育彻底划清界限方面是相当有力度的，直接体现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两个法令的颁布，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保证了民国初年普通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１］ 　　在整肃封建教育的同时，南京临时政府着手探究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蔡元培于1912年2—4月，在《教育杂志》与《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对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以“启文明而速进化”为指导方针，于1912年3月2日致《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于各省都督：“《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科目，须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用。”从而取缔了反映封建专制主义、灌输封建思想及与共和民主精神相背离的课程和教科书。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把社会教育看做“今日之急务”，明令各省筹办“共和宣讲社”，宣传革新事实，鼓励实业、尚武等社会新风尚，尤其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促进了封建旧习的革除。 　　二、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及立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建立中央警政管理机关的基础上，对地方警察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在其存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发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法令。鉴于清末警政极端腐败，南京临时政府决意加以整顿，认为：“民国成立，凡百待兴，欲将巩固其基础，必先修明内治。夫内治机关首重警政，欲求整顿，尤须以改良警学、养成警才为前提。”基于“巩固国基”和“修明内治”之出发点，南京临时政府确定了“现在整顿警政，先从改良警学入手”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行警察教育。［２］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警察教育体制，且每个层次均各有其不同的要求和组织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