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一个人村办小学.docVIP

四十年一个人村办小学 　　陕西省平利县广佛镇临街的一家小楼上，谌赞坤退休后养了几十箱蜜蜂。他每天看着蜜蜂准时地飞进飞出，仿佛看到上下课时学生们一窝蜂进出教室，混乱之中自有秩序。蜂箱里那一片嗡嗡，像是他走进教室之前听到的学生背书声。 　　每年割一次蜂蜜。这种蜜吃到口里，先是一片甘甜，融尽后，剩下一种说不清的芳香，却又带着一丝苦，似乎是掺了粉笔灰的味道。 　　蜂蜜或粉笔灰，嘴里和心里的“通感”，让谌赞坤想起在村办小学40年的日子。 　　复式教学法 　　1968年，谌赞坤20岁，小学毕业就在家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没想过改变。这年2月的一天，大队上银安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推荐他接替自己，“他觉得我还不错，踏实，再加上当时队上读过书的人太少，我念了个小学还算是数得着的。”谌赞坤告诉记者。 　　谌赞坤对这机会既惊喜又犹疑。虽说是民办教师，又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代，但在谌赞坤心中，教师这个职业却依然让人神往。 　　银安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仅有的小学，最早设在马鞍寨，那里有一座老旧破庙，村民将它稍作修葺后用作教室。小学后来迁到了大队部，谌赞坤的40年教师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内有三排座位，20多名学生分成三个年级，按排分年级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课本或做作业。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作“复式教学”。 　　“老师第一天走到讲台上，先安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做作业，接着给一年级讲课”。1978年入学的梦娃子对此印象深刻，聪明的他曾经在上一年级时被谌赞坤叫起来回答三年级的问题。也常有二年级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在期末被打回一年级。 　　村民们并不认为孩子上学就真能“读出去”做个城里人，他们顺服上面的政策和前辈的经验，特别是女孩，推磨转灶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谌赞坤不得不和这种“传统”搏斗，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发动干部一起说服，同家长以及贫穷争夺那些有希望的学生。 　　每当发现一个“尖子”，谌赞坤就会感到学校和自己有了更多存在的理由，于是去向大队争取、去向村民争取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陆续地，从这里走出了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大学生。 　　教室里的“烽火狼烟” 　　最初几年，谌赞坤是学校仅有的老师，兼任校长。一个人同时教语文、数学、自然、体育和音乐等课程。每月领3元钱补贴，教课按一般劳力算工分。 　　谌赞坤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过一段特别危险的“滚子坡”。他每周回家一趟，背些玉米面、干菜，平时就住在学校，自己开伙做饭。 　　冬天上课时，每个学生都要在座位下打小炉子。早上从家里提火盆，带火种，到了学校，上课前先点上炉子。教室屋顶、墙面甚至空气都是煤烟，课桌肚全部烤成漆黑。 　　“简直是烽火狼烟”，谌赞坤笑说自己一般要等“烽烟”散了才能上课，“上着课越来越冷，就凑近学生的炉子烤一烤。” 　　学生打炉子的土是从附近山上挖来的，煤是从附近的煤矿上拣来的。有次学生去拣煤，遇上塌方，差点被活埋。安全隐患一直不断，作为校长的谌赞坤时刻捏把汗。 　　学生的家大多挂在半山上或者陷在山坳里，路远又崎岖。披星戴月赶来学校，有时还会和野兽照面。于是谌赞坤制定了“路队”规矩，选出队长，家住某一方的孩子们结成队伍上学回家，“让家长能放心，一个都不能少。” 　　学生们安全了，谌赞坤反而出了一次意外。1982年，学生不断多起来，原来的一间教室实在不够用了，学校临时借了村委会办公室楼上的一间房。每次到这个房里去，要爬一段木梯，梯子摇摇晃晃。一次上完课，谌赞坤一不留神倒栽葱摔了下来，半天不省人事，从此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不过这次摔伤，让谌赞坤有理由向大队申请增建校舍。大队干部集合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挨家挨户集资，没钱的就出工，这才盖起了一排新校舍。 　　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老师也增加了几个，但仍属于民办教师，未列入教育局编制，谌赞坤和同事们教课挣工分。 　　1987年，谌赞坤得到申请转公办教师的机会，“要求10年以上教龄，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我考了第一回没过，第二年过了。”谌赞坤说，公办的工资大幅度增加了，退休时他的工资涨到了3000多元。 　　待遇提升之外，学校规模日益扩大，谌赞坤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咳嗽，腰痛，胃也不行。我就想着能不能转到白果坪八道乡中心小学去，那里会稍微轻松些，不用挑这么多事。” 　　1989年谌赞坤转离银安小学，没料到的是一年多以后，银安小学的老师和乡里的书记又找到他，劝他回去。“我走后，学校的管理出现些混乱，学生也出了些问题，家长到学校闹，我就赶紧回来了。” 　　银安小学的最后一课 　　这次回来后，谌赞坤踏踏实实又干了20年。 　　其间，学校又扩建了几次，变成现在的两排平房。有时在学校放电影，非常热闹，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看，银幕就挂在教室的正面墙上。上世纪90年代，学生人数达到了100多人。 　　这些年，随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