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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成本生成与控制 　　 摘 要：大学治理成本是构建和运行大学治理结构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之中，大学治理的成本包括大学治理结构本身运行的固有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两大部分，具体包括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投机主义成本以及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依据大学治理的效率原则、长期收益原则和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非封闭性构建可以有效的降低大学治理成本。 　　 关键词：大学治理；成本；控制 　　 　　一、研究的缘起 　　大学治理是近几年来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词语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明确提出建设大学治理结构。在近几年乃至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构建什么样的大学治理结构和如何构建大学治理结构将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前大学治理阶段的制度安排在大学外部大多权力归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大学内部则权力多归于科层管理体系，带有行政性与垄断性。一方面目前的大学管理制度满足不了大学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却因为庞大的负向制度剩余，同样需要支付制度租金，甚至产生盈余的管理动机，衍生了相当制度寻租的空间。而现代大学则需要超脱于公立与私立的两分，而成为第三部门。大学治理结构构建的因由就是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满足不了现代大学的需求。 　　大学治理脱胎于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这个大学治理胎盘的研究中，治理成本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学术语汇。而目前在对大学治理的研究中，治理成本问题却很少有人做深入的探究。治理成本问题恰恰是构建大学治理结构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构建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在学术界和教育行政部门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但是在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如何控制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成本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是理想的，但如果不加考虑大学治理结构的成本和控制，最后结果则有可能偏离目标甚远，甚至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下，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还是一个制??变迁问题。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1]只有这种预期的“潜在利润”超过变迁成本之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机理及其控制路径，为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提供参考。 　　二、大学治理成本的界定 　　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对大学治理成本的明确定义，也无对大学治理成本内涵外延的描述。对于“治理成本”的研究大多见于公司治理成本的研究文献，也有少量见于对政府治理、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之中。国内较早提出治理成本概念的是李维安和武立东。①由于治理结构本身也可视之为一种制度，所以与“治理成本”比较相近的一个概念则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随着新制度政治学、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逐步体现出其局限性而得以提出的一个概念。汪丁丁、李建德、张旭昆、杨光斌等人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制度成本”进行了定义。② 　　参照现有的基于公司治理、政府治理所提出的治理成本概念，以及“制度成本”的定义，笔者认为，大学治理成本是指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和实施所付出的所有代价，至少可以包含制度经济学视域中的制度变迁产生的成本和信息经济学视域中的大学治理固有成本两大部分。 　　（一）制度变迁产生的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语境和中国的现实命题中，建设大学治理结构是一种由前大学治理制度向大学治理制度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规范组织和人的行为，降低交易费用，减少组织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大学治理结构存在的意义则在于规范取得自主权后的大学之行为，降低大学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减少大学组织运行成本，并通过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而获得外部行动者的资源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由制度摩擦成本和投机成本构成。由于制度变迁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2]，所以在由前大学治理制度向大学治理制度变迁的过程必然造成或大或小的利益冲突。原有的权力控制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会把既有权力和利益拱手相让，必然对大学治理结构抱以一种抵抗的心态，产生抵抗行为。即便是最后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也会造成一定的妥协成本。这势必和大学治理结构中需要获得权力的治理主体产生利益冲突。而大学管理制度变迁中的这些利益冲突必然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即摩擦成本，或者叫做制度创立成本。此外，制度变迁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因旧制度利益获得者在新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变异为向新制度寻租的成本。[3]也可称之为投机主义成本。 　　（二）大学治理固有成本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不可避免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