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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发展法律制度基础 　　PE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行为，用少量股本带动大量债权资金，对公司进行收购，寻求收益最大化。所以，PE行业的发展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合适的投资机会；二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纵观其发展史，PE基金从萌芽到最近30年的成长和兴起，均与此有关，中国也不例外。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美国PE行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法律法规的演进上，有着牢固的制度基础。在这方面，中国PE走出的道路则相反。 　　PE基金经营模式的核心 　　以PE的方式对公司收购，其理论背景就是经济学家麦克·简森（Michael Jensen）提出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该理论认为，公司管理层作为代理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会发生冲突。管理层的目标不一定是将股东的利益最大化。PE基金将企业私有化后，可以加强对公司管理层以及公司运营方面的控制，从而将二者的利益统一，增加公司价值。 　　PE基金同时会运用金融工程、资本运作以及行业运营知识，对公司业务进行改进。在资本运作方面，最关键的一点是，所有的债务都是由被私有化的公司承担，PE基金本身对债务并不负责。因此，PE基金可以将收益最大化，但是，却不必承受失败带来的损失。反过来，这就为PE基金带来使用高杠杆的动力。高杠杆则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时，公司破产的高风险。 　　但是，上述对PE基金责任的隔离，需要法律的保障。高杠杆的使用，同样需要法律允许。稳定的法律环境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美国PE行业都是在法律对其操作进行明确立法保护之后，才得以发展。 　　美国PE行业的法律背景 　　尽管经历过几次演变，美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在法律方面一直比较全面和成熟。美国关于上市公司和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四部：1933年的《证券法》（Securities Act），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和《投资顾问法》（Investment Advisors）。 　　《证券法》围绕信息（商业运营、财务报表、风险因素）披露，防止公司进行欺诈，并保证公司给投资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做投资决定。《证券交易法》则是授予证券委员??（SEC）监管的职能，包括对交易所及上市公司等的监管。《投资公司法》对投资公司做出种种限定，包括财务政策及财务状况披露、限制使用杠杆及卖空以及公司治理等。《投资顾问法》对基金登记、公司职责等做出规定。 　　PE、对冲基金等所谓“另类”投资基金能够得以发展，是由于在上述监管方面的法律中，美国国会对小基金做出了例外。少于100个“认证”的投资者（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或投资不少于500万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或少于499个“有资质”的投资者的公司都免于上述法规约束。如果投资顾问少于15个客户，那么可以免受监管。正因为这些豁免，大部分对冲基金、PE基金及基金顾问公司免除了政府的监管，可以卖空、使用杠杆以及征收收益提成。这是PE等基金得以存在的必要法律条件。 　　PE基金获得大步发展，与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并购潮有关。这两次并购潮背后又是法律演进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美国第一次并购潮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KKR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它在1979年对财富500强公司Houdaille的杠杆收购标志着这场并购潮的开始，它在1989年对RJR Nabisco的杠杆收购又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并购潮的制度性背景则是政府立法对投资选择的影响。如1974年及1978年的ERISA （Employment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法案。在该法案下，投资遵循的审慎原则规定，投资要考虑多样化、流动性以及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同时允许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在投资组合里加入股票及高风险债券。这些调整，是基于Harry Markwitz在50年代最先提出、并在70年代流行开来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1982年通过的Garn-St. Gemain 法案允许储贷机构进行商业贷款，从而使得它们可以投资高收益债券。这拓宽了PE基金的资金来源。同时，里根政府放松了反垄断法和证券法的实施，使得并购变得更加容易。 　　这些法案的推行，一方面扩大了PE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为并购活动提供更多低成本杠杆，另一方面又使并购的目标公司范围扩大，扩展了投资范围。追逐利益的PE基金，充分利用了这个宽松的环境，将投资活动推向极致。 　　美国并购潮的第二波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2007年达到高潮。与之相对应的背景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立法取代了1933年的Glass-Steagal法案，使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