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文化形成、传承和升华.docVIP

“先忧后乐”文化形成、传承和升华 　　摘要：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标杆的“先忧后乐”文化，已经成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骨子里一种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它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先忧后乐”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传承和升华了“先忧后乐”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先忧后乐”文化 形成 传承 升华 　　“文以楼存，楼以文名。”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使岳阳楼的名声大震，传扬天下，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崇高人格文化的积淀，以其至高至上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等千古名句，集中体现和升华了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先忧后乐的人生追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乐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峰。这种“先忧后乐”文化，发前人之所未发，振聋发聩，耀古烁今，以其深远的立意、高尚的境界成为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引起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和践行。 　　一、“先忧后乐”文化的形成 　　探寻和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源流和脉络，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明确认识：范仲淹《岳阳楼记》的问世，是“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先忧后乐”文化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和特定的历史背景。 　　1、“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思想渊源 　　“先忧后乐”文化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诗经》和《易经》。在《诗经》中的许多经典诗歌里，个人忧乐的社会化感情形态，首次丰富多彩地展现在系统的文献中。如《国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兮，万邦之屏”，等等。这些诗句描写了多种忧乐的场景和感情，而不管是“忧”也罢，“乐”也好，它都非指个人感官或感情上的愉快不愉快，非指普通人一己之私得失的小小忧乐，而是对国家命运兴衰、国家人才多寡、国家政事乖顺的高度关注所产生的一种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易经》中同样得到了明显体现。这种肇始于中华元典里的忧患意识，无不饱含了对国家、对民生的忧虑之情，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失范、生灵涂炭，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更加关切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诸子百家皆“蒿目而有忧世之患”，他们或忧王之不明、或忧臣之不忠、或忧天下之将倾、或忧黎民之饥寒，无一不在其著作中体现出浓重的忧世不治、患民不乐的“先忧后乐”观念。孔子、孟子就是其中伟大的代表。孔子在《论语》中，从不同侧面对“忧”、“乐”这一对概念作出了经典阐发。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子不仅大大丰富、创新和发展了《诗经》、《易经》中的“忧”、“乐”内涵。更重要的是，孔子还将忧乐与危亡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紊其志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是孔子之后又一位对“忧”、“乐”作出更深入、更丰富阐发的伟大思想家。孟子极少议论普通人的普通忧乐，而是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大法则和“与民同乐”的大原则。《孟子?梁惠王下》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主张“君子”应“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善天下，处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君子”是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出处穷通而决定是“忧”还是“乐”的。孔孟的这种“忧患意识”在屈原的《楚辞》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喟叹，千百年来不断引发有志之士的共鸣。屈原绝不仅仅是在抒发因个人一己得失而产生的“患得患失”的私人“忧患”，而是抒写了楚国国王对国家大政不明，大臣中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而眼见楚国国运日顷而无力回天，对家国命运忧心如焚的大忧患。 　　汉唐以来，忧乐思想在典籍中可谓比比皆是。汉朝刘向《说苑?政理》云：“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告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