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快死时,都是怕死”.docVIP

“到快死时,都是怕死” 　　天大亮了还下着雨,武警们穿着雨衣也罩不住迎面而来的雨水。途经刑场的山坡上有一片桂圆地,边上尽是土葬的坟墓。 　　整整一个中队的武警戴着口罩、墨镜、手套——按照教官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保持严肃和神秘。不过这天,年轻人们早把湿哒哒的手套取下,用于防尘的墨镜,此时显得能见度不足,口罩也黏糊糊地浸在脸上,很多人解开绳子,半挂在脖子上。 　　整座山被下了一夜的雨浇透,土松路滑,行刑队不得不一路挑挑拣拣地走着。路过一片花生地,正在地里打理的老阿婆一见五花大绑的犯人和扛着枪的士兵,便随地捡了一把竹竿,一路小跑追逐着大骂:“天杀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干。” 　　指挥官迎脸笑,叫士兵们赶紧换个路线,小心别踩了花生地。一个武警不得不上前拦住老阿婆,作揖堆笑劝说着。 　　老阿婆放话,要敢在花生地旁执刑,就把你们的腿统统打断。在家门口杀人,这会坏了她家的??水,招来冤气。在南方,即便是执刑的武警们也会认为杀人“触霉头”,在执刑结束后,便加餐一顿。 　　40多岁的教官不信这个邪,他当了20多年的武警,直到2005年后退役时,已经是所在地区武警中队的中队长,平均每年要执刑三次。 　　已50岁的老王也是不信的,退役后他被分配到警局工作,自称“地区二号杀手”。他在1979年当兵,18年的武警生涯,经历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以及“严打”的整个时期参与执刑的死刑犯达300多人。 　　“大家过节日,就是死刑犯的末日” 　　每年至少有三个日子,可能是死刑犯的死期——国庆、春节、“6·26”戒毒日。“大家过节日,就是死刑犯的末日”。老王说,总在这些日子前,省高院会下达死刑通知书。 　　上世纪70年代末,老王刚当兵时,会在执刑的前一日下午,将死刑犯从不同号房内提出,集合在一个较大的号房里。号房内埋满长木桩,死刑犯背靠一木桩,坐在装满糠的袋子上,两臂伸长用手铐锁在边上的另两段木桩上。 　　打算给家人写诀别信的,武警便解开一只手,递上纸和笔。第二天早上,会端来做好的饭菜线面和鸡蛋给死刑犯,看守解开死囚的一只手让他们自行吃饭,却很少有人能咽下。 　　饭后,死刑犯会被提到案房,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宣布“今日被处死刑”,询问死刑犯还有没有其他要交代的事项,诀别信可在此时递交。之后,将死刑犯带到看守所的走廊,由武警将其手铐、脚镣换下,改用麻绳捆绑,送往执刑地,在下午的时候执刑。 　　老王说,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监狱,习惯不同。后来他待的监狱是早晨执刑。会在天没亮的时候,就进牢房提死刑犯。死刑犯之前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两名武警进入,直接把他从床上拉扯下来,有的犯人只穿着三角裤,睁眼时一脸茫然。有的立马面色惨白,两腿发软。 　　武警会一左一右摁住死刑犯肩膀,其中一个用手护住死刑犯头部,防止其自杀。也有过一次记错了床号,拉错了人,床上的犯人吓得当场就尿裤子了。老王把见过的死刑犯,从脑子里过了一遍后说:“到快死时,都是怕死的,还没有见过不怕死的。”教官看守的监狱就没有这类突然袭击,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后,监狱管理趋向规范,死刑犯临死之前,能算出自己还剩几天,他们提出的要求若是合理,一般都会满足。在执刑的前一晚,看守的武警会问死刑犯有什么要求。他们想吃点好的,喝点酒,都会得到满足。 　　有的死刑犯会在确定自己必死无疑后,希望以检举的方式立功免死刑。教官还曾遇见上了刑场才大喊“报告,我要检举”的死刑犯。“只能耽误点时间听他讲完再向上汇报,不算线索还是得当天死,算的话就再押回来。”教官说。 　　死刑执刑本应由法警实施,但法警警力有限,才委托武警。且法警多为本地人,担心与死刑犯有或远或近的亲近关系,不利于执刑。死刑执刑在武警的13大项委托警务中并不包含,属于“委托勤务”。 　　在执刑前,当地的武警中队会提前一周至十天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书,只有拿到委托书,执刑工作才能开始部署。 　　其后,根据“委托勤务”,需要准备的工作包括训练、挑刑场、选人。 　　“队长,我杀一个” 　　不管有没有杀人资格,愿不愿杀人,整个中队都必须进行处决训练。 　　最先是捆绑训练。用于捆绑死刑犯的大麻绳会事先泡水,让绳子没有柔韧性,更加紧实。捆绑时,将死刑犯的两手背到后背交叉,直到死刑犯实实在在“哇哇”叫疼就差不多算勒紧。对于柔韧性相对好的女死刑犯,捆绑的位置会更高一些。 　　武警称捆绑为“捆肉粽”,训练的时候,武警们也常常互捆,疼得哇哇直叫。 　　捆完手臂还会留出一节绳子用来扣住死刑犯的喉咙。在行刑的路上,若犯人高喊或喧哗,武警只需一拉扣在喉咙的那节绳子,他们就会立刻失声。 　　只要捆得紧,捆绑之后,犯人的两个拇指便会恰好靠在其心脏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射击就不需要强化训练:紧张找不准位置的新手,只需在死刑犯的后背用笔做上记号,枪口对准记号打便可以。 　　第一次枪毙女犯人前,老王还特地跑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