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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制变迁阶段性分析 　　摘要：国家效用是国家自上而下主导金融体制变迁时考虑的关键因素，国家效用的最大化决定着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和未来演进。中国的金融体制变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78年为弱化和剔除金融的阶段，其典型特征是金融的作用被极度弱化，直至被剔除。第二阶段自改革开放起至2005年左右为强计划金融阶段，其典型特征，一是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金融业得到大规模发展；二是国家对金融的控制严于其他经济领域，金融改革相对滞后。第三阶段是市场化金融阶段，其典型特征是金融的市场化，金融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关键词：　金融体制；阶段性分析；国家效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24－04 　　对跌宕起伏的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许多学者曾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如王广谦（2008）详细描述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轨迹　[1]　，段小茜（2010）从金融稳定的视角分析了金融体制的变迁等[2]　。但鲜有文献分析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阶段性，只是许秋起（2007）从政府理性的视角解释中国国有金融制度的变迁时，涉及到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阶段性，他根据中央政府的国家理性和集体理性，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分为五个阶段：从国有银行体系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母体”阶段；1979～1984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起步阶段；1985～1993年银行企业化改革阶段；1994～1997年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1998年后的中国信贷体制改革阶段。[3]　一个理想的阶段性划分，应该每个阶段的金融体制都有其鲜明的典型特征，　而且典型特征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显然，五个阶段的划分差强人意，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1）弱化和剔除金融的阶段（1949～1978年）；（2）强计划金融阶段（1979～2005年）；（3）市场化金融阶段（2005年以后）。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保护社会上各个人，　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护公益事业及公共设施　[4]　。传统经济学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　认为政府就应该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5]　。换句话说，国家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它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完全处于超然、超脱的状态。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国家是一种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这种组织与企业一样，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6]　。只有在自身效用最大化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国家才会采取减少交易费用等规则，以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　[7]　。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税收的增加等都是国家追求的效用，但在国家的效用函数中，社会的稳定及政权的存续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其他的效用和政权的存续发生冲突，　则理性的国家会牺牲其他的效用而追求社会稳定、政权存续。 　　二、弱化和剔除金融阶段：1949～1978年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应该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份额。1946年，　我国的银行共有3489家[8]157　，1949年解放时，　仅上海一地仍开业经营的私人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就达200余家　[9]　。但随着金融体系的改造，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虽然在形式上也曾有中国人民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存在，但中国银行只不过是经办中国人民银行划出的范围极其有限的国际业务，有一段时间甚至直接成为了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办理国际金融业务的部门。中国建设银行主要执行财政拨款任务，不能算作真正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虽在1955年和1963年两度成立，但由于与“大一统”的框架矛盾，每次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就重新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因此并不能动摇“大一统”的金融体制　[8]　160　。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投资由财政直接拨款，而不是通过银行系统融资，除了给国营企业被动提供少量的短期贷款外，几乎没有别的信贷业务，“大一统”的国有金融无事可做，被极度边缘化。事实上，金融处于被剔除的境地，这也就不奇怪在1969年至1978年改革以前，中国人民银行被划归财政部管辖，前者只保留一块牌子，其机构、人员和业务都并入后者　[10]　。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之所以被弱化、甚至从经济中剔除，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新中国政权稳定的需要。 　　建国之初，我国的资本、技术匮乏，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我国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应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国家之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固然是赶超战略的结果　[11]　，但国家政权的稳定也应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是伴随着枪炮声诞生，共产党人从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