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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杂剧口头编创特征
论元杂剧口头编创特征
[摘要]元剧“曲白相生”的艺术体制可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定“伶人自为宾白”的观点需要谨慎。现存元剧文本中的种种迹象显示,伶人在许多方面参与了剧目的营造工作。具体表现在诗词韵语的因袭套用,即兴插科打诨,关目情节的相互蹈袭以及插入表演片段等诸多方面。伶人编剧方式与剧作家案头式的写作不同,它主要在舞台演出中完成,采取口头编创的方式。
[关键词]元杂剧;即兴;口头编创;形态
[中图分类号]I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36-06
[收稿日期]2012-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戏曲口头剧本研究”,项目编号:11BZW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记忆·编创·表演——传统戏曲口述剧本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1133。
[作者简介]郑劭荣,男,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长沙410004)
一
元人杂剧中的唱词,自然为剧作家所写,而宾白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学界对此有两种意见:其一,宾白与曲词均为剧作家所为。此说以王国维为代表:“填词取士说之妄,今不必辨。至谓宾白为伶人自为,其说亦颇难通。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后代曲家徐朔方、徐扶明等持类似观点。其二,作家制曲伶人作白。明万历时王骥德即云:“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辞句多不通。”臧懋循亦谓:“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该说得到了郑振铎、唐文标、洛地、任光伟、傅谨等一大批学者的认同。如郑振铎提出:“元曲一般有一个特点,即曲子极好,而说白极其庸俗、重复。这是因为原来只有曲子,而说白是明人后加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就只有曲无白,白只是‘云云了’,这是让演员自己根据当时的情节自由发挥的。”
王国维否认伶人作白的??个主要理由为:杂剧是“曲白相生”的。何谓“曲白相生”?通常的理解是“曲”与“白”具有互相生发、补充的作用。曲生白,白生曲。或者曲词呼应,回答宾白;或者宾白召唤,引发曲词。宾白叙事,曲文抒情。可见,“曲白相生”是传统戏曲一种重要的文体特征。问题在于,王国维以曲白俱全的《元曲选》为参照系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
现有研究表明,科白俱全、曲白完整的剧本形制是杂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除正旦、正末有简要的宾白,次要角色念白之处一般只注明“等……云了”、“……云了”、“等……云住”等语,大多没有说白的内容。可见,元刊本“曲白相生”的戏剧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宾白减省的剧本形式一直延续至明代初期。明初刘东升所撰《娇红记》杂剧,其宣德刊本常用“……一折了”、“……云了”等形式省略宾白。朱有嫩的杂剧,凡宣德、正统年间所刻,在剧名之下均标明“全宾”,说明当时有些杂剧仍可能是宾白不全;即使在朱有燉的杂剧里,一些老套角色的程式化自我介绍同样被省略,有的插科打诨没有具体内容,只注明“净打诨科”。很显然,这是让演员自己去措辞说白。曲白俱全的元人杂剧选本出现于明代,但明本杂剧与元刊本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孙楷第在研究《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提出:《改定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阳春奏》等与《元曲选》属于不同系统。前者“其文皆大同小异,知同出一源。其所据底本今虽不能尽知,然余意当直接自明内府或教坊本出。明内府本曲与教坊本同,故亦可云自明内府本出。……(《元曲选》)师心自用,改订太多,故其书在明人所选元曲中自为一系”。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明本元人杂剧,大多反映的是明代宫廷舞台演出情形,把经过后代加工改造的作品直接视为元代剧作家的初始创作恐怕是不妥的。同样,依据明人杂剧选本来推断元代剧目的编创机制亦须谨慎。
众所周知,“曲本位”思想几乎贯穿于我国古代戏剧史之中,剧作家主要在曲词的写作中显示才情,重曲轻白的创作倾向始终存在。“今人以成熟的‘真戏剧’的观念解读元人杂剧,认为杂剧曲、白自杂剧之初便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由杂剧作家一手完成,可能是有很大问题的。”总之,在中国戏曲中,“曲”和“白”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相生”关系,在元剧中两者是否由同一作者完成,依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由此提出一个研究元剧的重要问题,元代伶人究竟在戏剧的哪些层面、以何种方式参与了杂剧的编创工作?
二
王国维认为: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此语尽管有些偏激,却无意间揭示出元杂剧与明清文人传奇剧本在演出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前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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