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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与文化遗产继承发扬 　　摘 要：文章讨论鲁迅文本中的“梅兰芳”，力图揭示不同话语中的“梅兰芳”的背后的立场与意识形态，由此来反思关于文化遗产的态度。 　　关键词：文化遗产 国粹 语境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288-02 　　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梅兰芳在世的时代，对于懂戏的人来说，梅兰芳自然是一位京剧大师，是“四大名旦”之首，用民国的话说他是一个“名角儿”，用新中国的话语来说则是人民的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这是一个舞台上的梅兰芳，一个艺术意义上的梅兰芳，这个“梅兰芳”的概念是他所扮演的众多角色的集合。而对于不懂戏的人而言，“梅兰芳”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意味。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演员的受关注程度能够超过梅兰芳了。本文拟从几桩文化旧事着眼，来还原作为符号的“梅兰芳”所处的不同语境，并揭示其在文化史上的不同意义。 　　在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梅兰芳”，恐怕莫过于那个被鲁迅先生“骂”过的梅兰芳。关于此事今人亦展开了一场笔战，推崇鲁迅的人以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无可厚非，推崇梅兰芳的人认为鲁迅言辞刻薄，对梅大师有欠公正，云云。对此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带有较强倾向性和情绪化到渐趋客观理性分析的过程，目前学界看法基本一致，即鲁梅二人其实并无私人恩怨，鲁迅不过是以名声最大的梅兰芳来代表传统文化，“骂”梅寄托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的理想。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在鲁迅文本中的梅兰芳所处的上下文。 　　鲁迅“骂”梅兰芳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是“男人扮女人的艺术”，这句话出现在鲁迅最早提到梅兰芳的文章《论照相之类》（1924年），再提到梅兰芳已是九年之后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了。它们是讨论鲁梅关系最常被引用的两个文本，相较之下，这其中的上下文与历史语境鲜为人深究却颇具意味——《论照相之类》提到梅兰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而“够到陪坐祝寿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事隔九年，另一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这一次鲁迅和梅兰芳都在受邀与之交谈之列。鲁迅为此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不过在此文中鲁迅除了“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一句外，未对梅兰芳再有讽刺之词。我们可以发现，泰萧二人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且他们的政治倾向都是偏左的，泰戈尔是民族主义者，萧伯纳倾向社会主义（当然其日后竟至于同情纳粹亦成世人所诟病的污点）。作为左翼作家领军人物的鲁迅，对他们的地位与成就无甚微言，提到这两次事件时，他的字里行间显然充满了不亢不卑的态度。至少在鲁迅看来，这两位文豪访华，相当于两国的文化交流，相当于代表两国最高文艺成就的人物的交流，泰戈尔有“诗圣”之誉，而够格接待他的，用鲁迅的话说，不是画家吴昌硕，不是文学与翻译大家林纾，而是唱京剧的梅兰芳；而接待萧伯纳时有五人，梅、鲁固居其二，其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在赠送礼品的仪式上，美男子邵洵美代表中国文艺界送给萧伯纳的两件礼物，一件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鲁迅在此用了“戏子”一词），而且模型是由梅兰芳提供的；一件“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很显然，在这两次接待世界文豪的事件中，梅兰芳都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出场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关心现实的作家，我们与他们对等交流的，非但不是文学界的人物，而且梅兰芳所代表的国粹——京剧——还是一种远离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鲁迅会嗤之以鼻，当可想见。 　　关于鲁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固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无论他是否有意气的成分，抑或不过是借梅兰芳为由头来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在这里面还隐含有一个维度，若等闲视之则如下事实便难以理解：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中方文艺界以用英语上演泰翁的话剧《齐德拉》来为他祝寿，为此“诗圣”感谢之余，却向在陪同之列的梅兰芳先生提出要求，热切希望能看看他的戏，于是有了半月之后梅兰芳为泰戈尔专场表演的《洛神》。而九年之后，萧伯纳访华，接待萧氏的文艺界代表最衷心希望的是他能与鲁迅先生见面，为此蔡元培特地派出自己的汽车去接鲁迅，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是萧伯纳与鲁迅及蔡元培的合影，记录的便是当时的情形。有意思的是萧伯纳也提出希望能见见梅兰芳，这就耐人寻味了。上文提到的这一维度便是戏剧在中西方的地位的不同。在西方，戏剧一直以来就属于高级艺术，属于文学的范畴，并且产生了与哲学地位同筹的诗学，几乎代表着真理的另一种言说方式。何以两位大文豪竟倾心一位中国的戏剧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基于西方艺术价值体系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戏剧，自然会认为中国的戏剧同样是中国文艺的最高成就，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其实戏剧在中国的艺术体系里历来都是低级艺术（高级艺术体系由琴棋书画构成），就伶人地位而言，尽管民国时候上至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