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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法比较分析 　　摘要：目前对盈余管理测量主要有三种测量方式，本文对这三种测量方式特点和利弊进行了分析，指出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盈余分布 总体应计 特定应计 盈余管理测量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界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来传达给外部信息使用者。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计准则允许管理层运用他们的的知识和职业判断来编制报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审计的不完善性，管理层在利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表的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目前，理论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无统一认识，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一）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hipper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 1989）。Schipper在定义盈余管理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盈余管理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发生在外部披露过程的任何地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盈余管理的定义稍加扩展，盈余管理还应该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资或者融资决策的时间安排来改变报告盈余或其某些组成部分的行为。由此可见，Schipper实际上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会计系统提供的机会，如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另一类是通过安排研发支出水平，或者广告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生产线等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很难区分真实盈余管理是用来最大化股东利益，还是盈余管理，因而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更难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觉。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个人私利，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管理层的动机或目的对盈余管理进行定义的方式欠妥，因为人的动机和意图是内心且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为这种定义下的“盈余管理”进行变量的界定和直接测量（宁亚平，2004）。 　　（二）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William.K.Scott 1997）。与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相比，Scott明确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会计准则赋予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达到自利或者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这样就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欺诈或者说盈余舞弊区分开来。此外，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更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但盈余管理的应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应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金流量的波动，从而达到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目的。但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过窄，因为一个企业的盈余，不但可以通过会计选择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提前或者拖后实际经营决策来调整盈余，如在会计期末通过增加价格折扣或者优惠的信贷条件来加速存货的销售，使当期的账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订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 and Wahlen，1999）。在这个定义中，Healy和Wahlen明确指出了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即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认会计原则所给予企业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估计之间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实的交易，通过对交易的性质、时间和内容进行刻意筹划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说是目前最全面。它对Schipper和Scott的定义进行了综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义中对盈余管理类型的说明，又兼容了Scott定义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是理论界研究应用最广的。 　　二、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式的比较分析 　　根据近二十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设计方法主要有即频率分布方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其中频率分布法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