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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文章利用1995-2007年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等因素对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发现，市场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长三角各市FDI的流入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长三角 　　一、引言 　　2005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FDI）①投资603.25亿美元，作为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继续名列“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榜”首位，从而连续四年成为世界上对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贺清云，2008）[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FDI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突显。它的进入不仅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资金不足的缺陷，为经济腾飞注入了动力；而且促进了外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FDI无疑为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FDI在长三角的分布就像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一样，是不均衡的：大部分的FDI都集中分布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长三角城市间的差距，不利于长三角经济的均衡增长。 　　针对FDI这种不均衡分布，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试图解释造成我国现阶段FDI分布情况的原因。其中韩剑、潘沁、徐康宁（2005）指出对外开放程度、FDI聚集程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和较高的FDI聚集度都有利于FD的流入[6]；窦清红（2008）的分析结果表明，税负水平对于FDI流向产生重要影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1]；贺清云（2005）分析了公共政策、市场规模、劳动力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较低的市场干预程度，较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较高的劳动力密度，都有利于吸引到更多FDI[3]；肖文、周明海（2008）研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与FDI流入量呈负相关关系，市场规模与FDI流入量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与FDI流入呈正相关关系[12]；罗知（2009）的研究显示，双边贸易对FDI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8]。 　　但是目前对于我国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大多都是利用分省面板数据或利用国际面板数据，以整个国家为研究范围，很少有具体到对某个地区的研究。而我国是一个人口、面积、经济大国，又是一个政治集权而经济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现有的研究很难为具体某个地区吸引FDI提供具体的政策依据。就长三角而言，虽然是全国吸引FDI最多的地区，但是现有文献对长三角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这显然无法与长三角巨大的FDI流入量相适应。本文采用1995～2007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为范围，研究该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并通过研究为长三角如何吸引更多FDI，以及长三角那些FDI分布较少的城市如何通过缩小FDI分布的地区差异，来缩小与上海、杭州等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提出政策性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更具启示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指标的选择、模型的设定及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运用所选的模型对样本进行检验，以及检验结果；第四部分是根据检验结果得出的结论以及政策性建议。 　　二、指标的选择、模型的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指标的选择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影响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因素主要有：政府干预程度（魏厚凯，2002）、劳动力密度（肖文，2008）、市场规模（贺清云，2008）、城市化水平（贺灿飞，2005）、FDI聚集程度（徐康宁，2005）、劳动力成本（王剑，2004）等。本文在综合了已有研究出的结论之后，选取了一些在现有文献中常用的指标，并将其应用于对长三角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以期对长三角FDI现有的分布状况进行解释。 　　根据Smith的观点，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充当“守夜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保持较轻的税负水平。一方面，若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过多，将会破坏市场的竞争，造成不公平竞争，对于适应了高度市场化经济的外资持有人来说，这无疑会阻碍他们对东道国的投资；另一方面，若东道国的税负水平过高，将会减少外资的获利空间，这同样会减少外商来东道国投资，因此本文选取的度量FDI区位选择的第一组和第二组指标分别是政府干预程度和税负水平，并预计政府干预程度和税负水平对于FDI流入量均呈负相关关系。每一个外资企业，都需要雇佣不同数量东道国的劳动力为自己服务，而对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来说，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则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