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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亚洲视为北美、欧洲之外第三极” 　　欧洲：需要一个“欧洲财政部” 　　《博鳌观察》：作为“欧元之父”，你肯定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目前的形势。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出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案。在你看来，什么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代尔：此次危机的根源是缺乏财政纪律。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一条“不纾困”条款，但各国可以诉诸于另一条允许相互帮助的条款，这就影响了前一个条款的效力。这意味着各国在没有向一家中央权力机构进行充分转移的情况下，多少移除了一些财政责任。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如果不可能将（财政）责任重新放在各个单一国家肩上——从目前看有这种可能——就将需要把财政主权向着一个财政联盟的方向转移。 　　在目前阶段，从政治角度讲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财政联盟。但创建一个欧洲财政当局（EFA）将是必要的，该机构将为各国提供债务担保，而作为回报，也将对各国预算握有否决权。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府已打破了经济平衡，随之所需的全面调整，要求整个欧洲地区对政府支出加以限制。 　　《博鳌观察》：我们注意到，你在2012年6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提及欧元已“出色地度过了青春期”，同时预言这种单一货币将“不会消失”。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是否还像几个月前那么乐观呢？ 　　蒙代尔：在2009年10岁“生日”之际，欧元似乎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此次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有所滞后，是因为之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大幅走低，从6月份1.64美元的高位，降至10月份时的1.23美元。目前对于欧洲形势的乐观看法，是基于欧元区目前旨在解决问题的一些制度进展，比如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迄今的进展，表明了德国和法国对于欧元区的承诺之深。或许可能有一两个较小的成员国决定脱离，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大多数成员国都将留在欧元区。 　　美元：目前没有直接威胁 　　《博鳌观察》：欧元面临的麻烦让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元的问题，但我觉得有个问题仍然值得一问：你如何看待美元的问题以及美元的未来？ 　　蒙代尔：美元有着逾250年的伟大历史，一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货币都要稳定。在此次大危机中，汇率有一些重大波动，但一直不存在通胀威胁。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实施了非常积极的政策以应对这场去杠杆化危机，结合这种情况考虑，美元资产较低的利率水平十分难得。美元资产在海外大幅增长，并成为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同时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虽然一些国家担心美元资产的长期稳定性，但仍在累积美元。这表明对美元资产的渴望强于对过度供应将压低债券价格或美元汇率的担忧。 　　当然，前期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令美元兑欧元汇率走低，这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但同时，这有利于中国等国家摆脱增长低谷。不过，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对美元近乎完全的依赖不是一个健康的信号，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博鳌观察》：你认为新一轮量化宽松会引发新一轮的大宗商品繁荣以及通胀吗？ 　　蒙代尔：我认为，如果量化宽松开始成就一轮新的大宗商品繁荣，美联储将不得不收手。通胀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可能引发又一轮兴衰周期。当2012年10月出台量化宽松时，我认为这将令美元贬值，事实也的确如此。起初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就将欧元汇率推高了10％。我主要担??的是这将对欧洲不利。我希望欧洲央行（ECB）采取措施，将欧元兑美元汇率控制在1.30美元之内，以免赤字形势恶化和债务危机加剧。现在，你在欧洲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赤字比预想的还要多。 　　但就美国和中国而言，量化宽松是有利之举。我曾经说过，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是个好消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美元贬值就意味着人民币将对欧元贬值，这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一些在欧洲损失的出口，因为中国出口的弹性很大，且受汇率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少较为固定，而欧洲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因此，当美元兑欧元汇率走高，中国和美国就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中国人存在悲观消极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永久性地大幅降至7.5％一线。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GDP将以一种较为正常的水平（8-10％）增长，部分源于美元和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的下行。 　　亚洲，第三极？ 　　《博鳌观察》：欧洲危机伊始，许多人就提出新兴世界尤其是中国，应向欧洲国家施以援手。他们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帮助他国与帮助自己同样重要。你如何看待亚洲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在解决欧洲危机问题上应该发挥的作用？ 　　蒙代尔：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各国应同时关注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用老话说，就是“权力”与“财富”。我们也应该考虑帮助他人的问题。但西方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help　themselves）。因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