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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剩余权力配置分析 　　摘要：企业内部不同权力配置机制的效率意义源于不同于新古典式优化活动的企业家活动。由于企业家活动的事前不可观测性和不可判断性，即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在事前是对称的，将剩余权力配置给前者也是最优的。 　　关键词：企业家活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4-03 　　分析表明，即便在事前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是完备的，由于企业家活动的特殊本质①，将剩余权力配置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也是最优的。 　　一、引言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所有有关企业区别于市场的特殊性质和其特有功能的分析都离不开企业家活动这一关键因素。如果所有经济活动都是新古典式的优化决策活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企业，因为一切都是计算好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合约进行组织，企业相对于市场并没有什么优势。一旦经济中充满着大量企业家活动，企业的特殊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企业合约之所以代替市场合约来组织企业家活动，必然是企业合约具有市场合约不具有的某种高效率。本文将不对此作深入探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委托权配置机制上，下面的分析将逐步表明，企业家活动是影响企业内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的重要因素。 　　现实企业之所以选择某种权力组织结构，是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最大化企业参与各方的利益。因此，那种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削弱了所有权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它非但没有削弱所有权，反而在效率意义上加强了所有权，如果这种分离削弱了所有权，所有者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实现所有权的替代方式②。其实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生产的制度结构本身是可选择的变量，当事人在选择生产的组织方式时同样在做新古典式生产者一直在做的事——利益最大化。前者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偏重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数学工具的缺乏。由布坎南、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发展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框架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框架不但在解决劳动分工问题方面结出硕果，在研究企业内部权力配置方面也收获颇丰。本文下一节的模型也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某些思想。 　　企业内部所有权结构通常指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状况。科斯之后，张五常首先注意到了企业内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这类行为与企业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但他只是提到了这一点，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而这却直接指向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以及杨小凯和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等，甚至在“资本雇佣劳动”题下进行的其他很多研究都与这点有关。 　　对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的正式分析首先由威廉姆森进行，他认为，为了防止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专用性投资方的侵害，使事前专用性投资达到效率水平，专用性强的一方应该拥有剩余权力。这一观点后来遭到德姆塞茨的质疑，他认为，资产专用性这一单维变量不足以决定剩余权力的归属，况且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未必就比人力资本高。哈特等人的GHM框架同样在资产专用性概念基础上提出，由于合同是不完全的，很多方面不能在合同当中完全得到体现，一些条款将不得不在履行过程中“商量着”执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不对称剩余权力（他们指的是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企业合约将优于市场合约。此外，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生产的团队性质使得成果度量和劳动监督非常困难，这导致用市场合约组织这种生产的效率极低，企业合约特有的具有一个“监督者”的所有权结构能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应将剩余权力赋予监督者，而没有告诉我们团队中的哪些参与者应该充当这一拥有剩余权力的监督者的角色。 　　在张五常（1983）的启发下，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Xiaokai Ng， Yew-Kwang ，1995）首先形式化了科斯——张五常的企业理论，他们用分工经济、交易效率等变量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剩余权力在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之间的分配，其建立在超边际分析基础上的精美模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企业在劳动分工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故事，这一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斯和张五常的论断。但是很显然，该模型并未关注到我们这里强调的“资本雇佣劳动”问题，它只是简单地假设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中的经营成员，而剩余权力则对其管理服务进行间接定价。 　　有关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问题的正式分析首先由张维迎进行，他在有关企业家能力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利用精美的不完全信息模型提出了企业家筛选机制，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之间的委托权分配关系和“资本雇佣劳动”的内在逻辑，该理论显示出契约理论和企业家理论的综合对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机制问题的强大解释力。 　　本文主要内容正是建立在张维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