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阶层分担养老社会责任中国家角色调适.docVIP

先富阶层分担养老社会责任中国家角色调适 　　内容摘要：我国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参与解决。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充当了制度变迁者的角色，推行先富政策，允许存在非按劳分配，成就了先富阶层。因而分担养老的社会责任，先富阶层首先应当分担。为落实这一政策，国家责无旁贷要充当相应角色：示范者、规划者、执行者、评估者、监督者。为此，国家可采取强化对社会的监管、开征“共富税”、正确对待先富阶层中的移民等对策。 　　关键词：养老 社会责任 先富阶层 国家 　　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全社会参与解决养老问题，分担养老的社会责任，不能单靠社会的自发行动，必须落到实处。本文认为，让社会来分担养老的社会责任，首当其冲，先富阶层应当担负这一责任。本文论述在先富阶层分担养老的社会责任中，国家应当担当的角色，并提出相应对策。 　　国家在先富阶层分担养老社会责任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均衡，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国家也是一个“全能的父亲”，国家、集体的力量使得养老问题基本未成为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国家充当了制度变迁者的角色，改革原有的致富方式，开始推行“先富”政策。1978年12月13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正式向全党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并开始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工人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不剥削工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资本家根本不可能发财致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消灭了剥削，如果改革开放后不制定先富政策，允许存在非按劳分配方式，让先富阶层占有他人的一部分劳动，不可能成就今天的先富阶层。 　　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扩张。然而，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化，按劳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徐应梅、张学新，2011）。据统计，2007年中国居民17.25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17%的富人们占有了80%以上。在北京，最富裕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11倍。美林集团和凯捷咨询公布的2011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富豪数量达1090万人；其中，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数量为53.5万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继2009年后再次稳居第四名。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数量，在5年间增加了267%，平均每年以53.4%的速度猛增，与任何一个最富裕的国家相比，都堪称全球之冠。这些说明，中国是全球财富向富人集中速度最快的国家（魏葳，2008）。 　　财富向先富阶层迅速集中的同时，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日益老化。1982年，大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4.98%，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2.9岁。到2010年，大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13.26%，据《2011人类发展报告》，2011年，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增至34.5岁。 　　今天中国迅速膨胀的财富是全体中国人民以极高的劳动参与率、辛勤劳动换取来的结果，完全可以说，今天的老年人过去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大一部分被先富阶层拿走了，没有他们的贡献，不可能有今天的先富阶层。 　　综上，既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家充当了制度变迁者的角色，时至今日，国家完全有责任着重继续落实先富政策的另一层含义，即先富帮后富。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又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国家应责无旁贷地落实先富帮后富，除初始的制度安排是如此，还取决于以下因素： 　　第一，我国的社会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因此，我国绝不应当纵容长期出现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两极分化，而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提出先富政策也不是要抛弃这一基本原则，只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 　　第二，我国的政治体制。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没有搞两党制或多党制。这就决定了，我党必须保持国策的连续性，而不能像其它国家那样，一党上台推翻另一党的政策。 　　第三，先富阶层的道德素质。尽管先富阶层中不乏一些道德素质较高者已有一些帮助后富的举动，但总体而言，目前多数先富者没有主动帮助后富者；相反，要么极尽奢侈之能事，要么移民国外。这就警示国家，落实先富帮后富的政策，不能依靠先富阶层的道德自律，而应当由国家制定政策强制予以落实，否则先富政策彻底失败不可避免。而一旦这项政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