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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假释活动中同步检察监督 　　为刑事诉讼的最后环节，刑罚执行承担着惩治和教育改造罪犯的任务，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执行的两种重要制度，源于教育刑的倡导，如果运用得当，会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定监管秩序，节约司法资源。运用不当，则容易滋生司法不公与腐败，使罪犯失去改造的动力和信心，甚至使司法失去公信力。而实践中减刑、假释的运行并不尽如人意，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近年来，检察机关愈来愈重视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0813人次，其中，在提请、呈报环节纠正的有10354人次，占纠正总数的95%，虽然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现有立法对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系统性，个别法律的规定之间存在矛盾，监督方式仅停留在“提出书面意见”、“书面纠正意见”、“通知纠正”等形式层面上，导致在实践中监督的内容、程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混乱，影响监督的实际效果。 　　为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2007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是监所检察的四项工作重点之一，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工作全过程监督和同步监督的要求，同时明确提出对职务犯罪的罪犯、涉黑涉恶涉毒犯罪的罪犯等“九类罪犯”实行逐人建档和重点监督。同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监所检察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200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和《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以下简称四个《办法》）全面规范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工作。检察机关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对加强和细化刑罚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由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最高检独家发布的《决定》和《办法》效力较低，很可能面临着刑罚执行机关和人民法院不予积极配合，使其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一、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 　　（一）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实践样态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立案监督、审查批捕监督、审查起诉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时间大大提前，由事后提前到事前。就事前监督而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仅增加规定执行机关报请前应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但在刑罚执行机关报请决定作出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则只字未提。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规定监狱提请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程序是：狱内公布减刑条件和罪犯考核奖惩情况，由罪犯投票；监区召开全体管教干警会议，结合罪犯考核奖惩情况、罪犯投票情况，集体评议，提出意见报刑罚执行科审查；刑罚执行科审查后提出意见并交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将拟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名单及减刑假释意见在监狱内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完毕后，报请监狱长办公会审议决定；经监狱长审议后，由刑罚执行科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或《提请假释建议书》，连同有关材料报请法院裁定。从以上规定可见，监狱在提请法院裁定前经过了比较复杂的程序，经过层层审核，但这显然只是监狱内部的审批机制，监督和纠错效果令人怀疑。在此过程中，驻监检察室可否监督以及如何实现监督，在哪一阶段介入监督等相关法律法规无进一步的规定。而且虽然《刑事诉讼法》和上述《规定》均要求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使人们检察院知悉建议书的内容，并赋予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力，但法律并未规定执行机关在评审和呈报材料的过程中，必须通知驻监检察人员参与或先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核实。对此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以山西运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为例，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院，其具体审查监督内容包括实体审查和程序审查两方面，检察院介入监督的起始时间是在收到监狱提供的拟减刑、假释罪犯名单和减刑、假释呈报材料后，具体审查方法和内容如下：（1）查看监狱干警减刑假释会议提名表决记录；（2）查看罪犯的积分考核台账；（3）和干警谈话，了解减刑假释罪犯平时表现；（4）针对性地选择够条件未呈报的、家庭困难的、外省籍的、受过处分的罪犯谈话，了解减刑假释罪犯平时的表现，及是否有违反监规，是否不符合条件呈报的；（5）对专项表扬、记功进行审查；（6）审查呈报减刑、假释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除审查外，驻监检察室工作人员同时列席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检察长列席监狱长办公会，在会上可以提出检察意见。通过以上手段，检察院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监督效果，但在监督过程中仍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