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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悖论与立法选择 　　摘要：控制权私人收益問题伴随公司法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日益成为公司治理上的一个难题。国外有关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探讨和立法规则很少针对国有公司，因而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用于分析中国的国有公司往往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围绕着中国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問题，出现了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却产生了内部人控制、激励机制加剧控制权私人收益、否认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三个逻辑上的悖论，从而在理念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导致中国国有公司的治理困局。解决問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正视中国国有公司在价值目标和市场地位等方面的独特秉性，立法上对因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問题则不能有丝毫的迁就。 　　关键词：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内部人控制 　　中图分类号：DF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113-08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如何解决政府意志对公司经营的过度干预，由于政府目标的多元化价值追求，致使国有公司的营利性功能和独立法人地位均受到较大的影响。为解决这一問题，学术界围绕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对控股权行使的规范，积极推进公司立法。然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股份制改革却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又平添了公司内部人控制的新病。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以及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对公司利益的蚕食并存，导致中国的国有公司成为一个多种病症共存的矛盾统一体。面对此情此景，公司立法的制度框架表现出捉襟见肘的窘境。对于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問题缺乏清晰而完整的评价体系和规范设计，是造成国有公司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因而从学理上研究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成因及其价值悖论，明确公司立法上对此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将对中国国有公司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严格意义上讲，控制权私人收益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出现并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时间也比较短。美国学者Grossman和Hart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首先提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概念，认为它是指控制性股东利用???制权而谋得的利益。在研究公司控股权和现金流权利的最优分配問题时，他们将公司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股东所得到的股息流量的现值，即共享收益，如企业的利润；另一部分是经营者所享有的私人利益，称之为控制权私人收益。Jensen和Meckling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問题，他们认为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管理者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比如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在职消费，或者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又或者能够对公司的资源进行配置。～Coffee、Dyck和Zingales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指公司管理层和控股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来为自己谋得私利，因此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公司中只能由内部人享有而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利益。 　　国内学者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研究也大多立足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而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损害。唐宗明和蒋位对中国上市公司控股权转移的研究表明，中国不仅存在着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而且侵占的程度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叶康涛研究了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呈正比，与公司流通股规模呈反比。刘少波的研究揭示：如果将控制权私人收益完全定性为大股东侵害，会导致一系列悖论，包括控制权私人收益与中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等。冉戎、刘星则从小股东角度对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問题切入，进一步分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两个类型，认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是指大股东所获取的能让小股东保持沉默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同时该收益还能补偿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而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是指超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部分的超额收益，它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吴冬梅、庄新田则通过研究发现国有法人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高，私人控股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次之。 　　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对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注点均在于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从控制权私人收益概念产生的原理分析，所谓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建立在控股权基础上的、正常的股东利润分配之外的利益。这种利益或者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利益，如通过控制权为亲友在公司谋取职位、提供担保等，或者只是因为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理论上，一个公司的股权价值或者股票价格不因持有人与数量的差异而不同，然而经验数据表明在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转移过程中，控股权所指向的股票交易价格则明显地高于一般股票的市场价格。有学者对1986年至2000年间西方七国的9566起公司并购案例的研究表明，控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