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属于“说”和“想”范畴.docVIP

学术研究属于“说”和“想”范畴 　　开放社会学术研究的敌人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整齐划一、非此即彼的排他与专断 　　追求经典 不做“亚流” 　　我是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1988年博士毕业。当时我，还有樊纲，都是朱绍文老师的学生。朱老师为人治学都是我们的榜样。 　　朱老师为人耿直，讲真话，不贪钱，也不巴结、谄媚官员。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建国后他到国家机关去，看到以前都是西装革履的人改穿中山装了，他很不以为然，觉得没有必要从这个方面显示自己的进步。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和他爱讲真话有关。和现在的有些导师不同，朱老师从来不让学生替他“打工”，或者是侵占学生的研究成果。我和樊纲早期的一些文章经朱老师推荐发表，但是他从来不署名。 　　朱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他的名言是“追求经典，不做‘亚流’”，要求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来，而不是随便做出一些“次品”就拿去发表。他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毕业论文一定要做好，在校期间发不发文章无所谓，但是发了不好的文章就要挨骂。我硕士期间发表过两篇文章，是关于系统论的。朱老师看了以后，狠狠地训了我一通。他问我发表的是什么东西，训诫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华而不实、不是正道的研究，而是要专心致志地夯实学术功底。在这一点上，朱老师其实是很典型的中国文人，追求精深专一的学问。朱老师那时经常说，在中国出名很容易，发表三五篇文章就可以了。然而，只有做出真正让人信服的一流成果，才能在学界长久立足。朱老师的眼界很高，真正能够入他法眼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 　　由于朱老师要求严格，他带的好几个研究生都因为耽误了写论文而被他取消了学籍。有一个同学在毕业当年论文答辩期间，学校因为他犯了错误而不让他答辩，朱老师却力主让他答辩，虽然后来没能成功。1992年，学校不管这个事情了，这位同学找到朱老师要求论文答辩，这时朱老师却又不同意了。他说，当年同意是怕这个错误对这位同学造成太大影响，现在不同意是因为这位同学的论文确实没有达到要求。 　　朱老师本人的学术功底非常深厚，我说两件事情。朱老师1945年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的大学任教。1950年夏来到北京，就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专门委员。朱老师能进入人民银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精通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货币理论是《资本论》当中比较难懂的部分，真正烂熟于胸的人很少。我们当时要搞计划经济，需要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朱老师就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文革”结束后先后任经济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的许涤新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工作。许涤新本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以前看过他的一本书，批评十几个经济学派，其中有几个恐怕其他人都没听过。但是，许涤新却很佩服朱老师的学问，力主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增强所里的研究力量，朱老师的学术造诣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 　　我这些年来一直做学问，潜心治学，我觉得这是由我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现在回头想，自己似乎从来就是只能当学者。我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哲学性的问题吧。我也喜欢和人辩论，非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让别人理解了。我从来都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属于“只想事，不干事”的类型。 　　学术研究属于“说”和“想”的范畴。我所说的“做事”是做一些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和事情。举个例子，“文革”的时候我似乎也是“造反派”，但是一直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而没有付诸行动。我没有参加过武斗，没有打过人，觉得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或者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自己的性格最适合做学问，而且早就定好了人生目标。其实我一直都很有雄心壮志，想在经济学研究上做一些大的成就。 　　当然，总得有人做实际的事情，得有人经商，也得有人从政，大家性格不同、偏好不同，社会分工也就不同，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我觉得自己的一些优点适合用在做学问上，比如对许多事情有正确的预见，喜欢听有经历的人讲事情，有爱好研究的习惯等。我现在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不去参加那些实际问题的争论。 　　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 　　在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件事把我卷入了对实际问题的争论之中，即社会上流传的“左氏风波”和“郎咸平事件”。不过关于这两件事情，我要强调两点。第一，进行这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可以说是被外界干扰拉下水的，自己本质上都不是非常愿意干，而且我对自己参加这两次论战的作用评价不是很高。第二，人总是有立场的，搞经济研究更不可能没有观点和立场。同时，这又和自身的利益有关系，和你关心的人、喜欢的人的利益有关系，和社会利益有关系。是专心做纯学术的研究，还是参加社会上对政策的争论，我在这方面有时候也很矛盾，因为总会有利益纠缠在里面。 　　1993年到1994年大家讨论经济是否过热，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说经济并不过热。当然也有人出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