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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者》正名愿与实 　　《天行者》，刘醒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011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醒龙的《天行者》，表达了作家为“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正名”的愿景与努力，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本文指出的是，恰是在此历史使命下，作家所未能达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说实际上呈现了“煽情”的效果。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集中描摹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卑微而“崇高”的职业形象，小说自2009年面世以来，赢得各方交赞，并在2011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盛誉达到顶峰。的确，《天行者》以刘醒龙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笔法，将“民办教师”喻为“民间英雄”来塑造、讴歌，感动了许多读者。关于小说的诸多长处，早有多人论及。本文的尝试，在于通过小说背负使命与煽情写作效果的讨论，来论证小说的某些不足。 　　一、“正名”的愿景 　　源于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作家刘醒龙重续近20年前《凤凰琴》的主题，将其扩展为长篇小说《天行者》，在更深广的篇幅内，对旧作所彰显的“民办教师”命运及其社会背景，作更从容的塑造与拓展。 　　小说的主旨直接明了：刻画并赞颂曾存在多年、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民办教师”，作者称其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换言之，通过对“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与“生活操守”的描绘，《天行者》所致力的，乃是为民间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者或读书人“正名”。 　　这是一个从近代以来就饱受忽略甚至“污名化”的群体形象：从鲁迅《白光》连年不第、精神恍惚的老塾师陈士成，《在酒楼上》意志消沉、落魄无奈的教员魏连殳，《高老夫子》里胸无点墨、洋相百出的高老夫子，到叶绍钧《倪焕之》里找不到乡村教育出路的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卑微胆小、仓皇逃难的潘先生，再到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未被当政者所认可与推行的乡村教育模式。最典型的，莫过于“土改”题材作品里，那位举止猥琐、狡猾可憎、甘当地主钱文贵眼线的小学教员任国忠了。而在当代社会，我们更不难发现污??化甚至妖魔化教师的集体冲动，而2008年汶川地震后，对弃学生而逃的著名教师“范跑跑”范美忠及教师群体的争议性批评，就是这一群体心理的典型表现。 　　《天行者》反其道而行，小说作者感动于“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因此以“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为原型，写出《天行者》“向民办教师致敬”。此一背景下作家对教师群体的“致敬”，其情可表，其意可嘉。 　　让我们回到“民办教师”的历史与定位上。民办教师的出现，从19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时开始。民办教师主要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主要为普及义务教育补充师资之不足。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主管行政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教育主管部门在业务方面进行领导和管理。教绩突出者经全面考核，可改为公办教师。”而作为“中国乡村和城镇中小学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资收入大部分由乡镇集体经济或农民负担，国家财政给予定额补助。” 　　据统计，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曾多达数百万，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数十年间，为乡村初等教育奉献良多。然因其人数众多但良莠不齐，其地位长期以来成为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7]32号)，各地政府部门遂加大解决民办教师工作问题的力度。 　　他们在“乡村精英”的归属中，似是而非，悬而未决。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身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位置。只是原本并非发达的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的中国，更是日渐衰落，沦落至乡村公共事物的边缘。他们教书育人，有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历史上教师工资遭地方政府拖欠的情况相当普遍)，但报酬微薄，度日艰难；他们拥有一定社会声望，但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改革开放鼓励致富、经济至上的社会风潮影响下，民办教师作为“求富”路上的落后者，社会地位进一步滑落与降低。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群体，“民办教师”与“生产队长”、“赤脚医生”等有着相似的身份与处境：看似体制内，实则体制外，处境尴尬而暧昧不清。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并且至今仍有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师资匮乏的年代，国家让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担当起了教师的职责。他们的尴尬之处在于，挂教师之名，有教师之职，行教师之责，却无教师之地位和待遇。他们明明就是教师，但是教师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却要等‘别人’来赏赐，这是何等的尴尬，又是何等的不公!”于是，他们卑微的要求和最大的梦想，就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