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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选择 　　摘要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国从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发展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具体的国情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主要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为此，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打破行业垄断等方面做出政策选择。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　分配差距　政策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中等收人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有效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 　　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人低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06美元到11115美元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人国家。在中等收人国家行列，又包括两个层次，即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人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人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1116美元以上的则属于高收入国家。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人国家的范畴。在这一区间内，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将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旦陷入该陷阱，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走出来则是具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因而我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努力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的关键 　　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收入分配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它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素。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始至终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9%、16.3%的前提下，抓住时机积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工资收入，构建起了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村运动”的韩国，相继制定措施来大幅增加农户收入，之后又重点实施了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而新加坡政府则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推行政府组屋政策上，90年代后又设立医疗保健基金、教育储蓄基金、公共援助津贴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台湾在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40.8％增加到1979年的60.8％，而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拉美等国家的做法则相反。上世纪7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就已经介于0.44至0.66之间，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所以拉美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一些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奢华的富人区与简陋的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社会结构呈极出不稳定的的状态，导致了社会和政局不稳，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拉美在引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本以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改善，但却适得其反：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寻求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的民意支持下，拉美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多数国家上台执政。但是到2010年底，拉美贫困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0%以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无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它们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跨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