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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松：永远做自己喜欢的事 　　初见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松，看不出一点人们想象的“海归”们“洋派十足”的打扮——毛衣衬衫都是颜色暗灰，样式普通，外面的夹克也是人们随处可见的那种。而让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感觉到奇怪的是，“江松一点儿也不像国外回来的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做数学物理研究的人，往往都是性格内向，不苟言笑。这一点，江松又是一个绝对的反例。江所长总是“笑眯眯的”，不笑不说话，而且常常爽朗大笑。他的眼睛也格外引人注意——大而明亮，炯炯有神。会说话的眼睛配合着不变的笑容，不禁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为人和善并且意志坚定。 　　40岁出头，已经成为副所长的他却有了不少白头发。当记者谨慎地笑问他是不是“劳累过度”时，他说，“以前总给人家解释是遗传因素，但后来看到报纸上说血液比较热的人，头发才比较容易白，所以我就开玩笑地告诉人家——因为自己是热血青年。” 　　朴素的外表，外向的性格，好像都与人们印象中的科研院所的领导有些相违背。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生活态度，造就了这样一位开朗、爱笑、并且已经成长为年轻的所长的数学家呢？ 　　选择数学，是先结婚后恋爱，并且已经爱得不能回头 　　1978年，徐迟写了《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中所传达的数学魅力打动了包括江松在内的一批人，不少人就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决定报考数学专业。“其实报考数学专业之前，我并不了解数学是怎么回事，而且整个大学时期，这种兴趣还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研究生阶段，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迷上数学了。”这个过程，江松称为是“先结婚后恋爱”。 　　做了十几年数学研究，江松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有数学家的特点了。他那种“喜欢研究过程，研究为什么”的作风，在生活中也常常能够找到影子。在德国的时候，江松在街上开汽车，同行的人发现，他每次前往同一个目的地，总是在变换道路。他说，如果换另外一条路走，就要少走一个红灯，路程会更短，时间会减少。有意思的是，几个同学在圣诞节到导师家吃饭，几乎每个人都说自己曾经计算过走那条路的时间。“可能做数学的人养成了习惯了，做什么都喜欢研究它的最优化的效果。”江松哈哈大笑。 　　现在，最优化的思维方式几乎成了江松的习惯，即使是到餐厅吃饭，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根据盘子大小、客流量、职工人数，在脑子里计算这家餐馆的成本会有多大，他们的盈利能有多少。江松“呵呵”地笑着自我评价，“已经形成习惯了，改不了了。” 　　父亲的“坚持学习”的原则把他送上“为学”的道路 　　江松的父亲是一名专科学校的物理老师，是那种“很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己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愿意去管的人”。江松的小学和中学时光，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都不学习了。但这个时候，江松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看报、备课，并且坚持要求孩子“一定要学习”。父亲常常说，“无论什么社会环境，学习都是有用的。学习了一技之长，就是修鞋、做衣服也可以的。” 　　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大学临近毕业，父亲“坚持学习”的思想再一次影响了他。在封封来信中，父亲如同做思想工作一般苦口婆心地劝他继续读研，“考不上也没关系，也先试一试。”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的江松回忆当年的选择非常感慨，“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学习，我可能参加工作，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 　　导师的“民族责任感”坚定了学生“回国”的信念 　　如果说父亲对学习的坚定把江松送出了国门，那么可以说他德国导师的“民族责任感”又把他在学成之后送回了国。 　　德国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二战后，德国科学界一落千丈。这时候，国家决定选派一些优秀的德国人到美国去学习，江松的导师名列其中。两年之后，学习结束，这时候德国国内生活仍然非常艰苦，但美国条件要好得多。江松的导师没有选择像很多人那样留在美国的道路，毅然回国。他对江松说，“我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有责任回国参加德国建设。” 　　导师的这一段经历，他对祖国的热爱及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深深影响了江松。他觉得导师已经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一个理念，“你应该回去。应该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凭着这一信念，江松十多年的留学时光，大部分时间从早上八九点学习到晚上九十点，每周只休息一天。“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就不信我会不如你。德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同样能做。” 　　异国的爱情从找房子开始 　　德国读书11年，江松在学业上获得了丰收，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另外的、被他称为“最大的成果之一”——在德国找到自己的爱人并生了一个女儿。说起在异国的恋爱，江所长爽朗地笑起来，喝了一口水，用力地眨了眨眼，仿佛当时的情景再次重现，”认识的过程非常偶然，就是因为找房子她才会接触我。这就是有缘分哪。” 　　江松的爱人是北京人，1990年在北外读大三的时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