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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库》看郑振铎出版策划成功与失败 　　摘 要： 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从最初赢得读者广泛期待，到一年之后不得不悄无声息地停刊，其出版策划的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首次汇刻“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于一部的机遇，尤其以“古本”、“孤本”和著名作家列为编委吸引读者；失败之处则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且本身编选过程与最初编辑理念存在着差距：编选漫无标准、编者实只一人、杂志形式割裂原作等。 　　关键词： 《世界文库》 郑振铎 出版策划 　　1935年5月20日，《世界文库》第一册正式出版［1］，并请到了蔡元培作序。此前，郑振铎曾在各大报刊登载征订广告，宣称该文库将“是文学知识的渊源，世界文化的总汇，大众的文粮”，可不费搜求之劳，不出高价，即刻坐拥“千古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深具诱惑力的是编委会名单，文坛耆宿与新晋干将均在其列，号??一百数十位，实际列名的有36人，几乎已将当时全国的名作家一网打尽。这份广告引起了读书界很大的兴趣，称其为“可以表现中国文人已肯脚踏实地去做工夫了”，赞“只有不避艰难的人才敢也肯去尝试”［2］。 　　一次汇齐各国的“世界文学名著”与“中国罕见孤本”成为该文库的两大主要卖点，从蔡元培的序及同时期相关杂志评论文章体现来的态度来看，这两个卖点确实吊住了读者的胃口。因为汇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而以中文出版的丛书，中国还没有过：“没有把各种的文学都汇成一集的”，“也还没有集各国第一流文学的代表作而汇译集印的”［3］。“中国罕见孤本”则不用说更具吸引力了，从鲁迅嘲谑郑振铎以孤本秘籍“为学子所珍赏”［4］，即可看出，“孤本秘籍”在读者群中还是很市场的。 　　构想固然弘伟，从“世界范围遴选文学名著”的理念亦可谓时尚前卫，毕竟它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出版中外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5］。出版成效却不太乐观：该文库刚刊出几期就不得不调整方案，最终撑至十二期便停刊了。大多数论者均把原因归之于日本侵华野心扩张，时局不稳（如《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浙江翻译文学史》等）。其实不然，1936年虽然确实时局已不容乐观，出版方生活书店也经历过几次查封，但还未至全面“被迫停刊”的境地。胡愈之在《关于生活书店》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生活周刊》被查禁是早就意料到的。周刊停了，但是，生活书店在租界内是合法营业机关，没有被查封，所以还可以继续出书刊。”［6］况且据我所查阅到的1935—1937年查禁书刊名录，《世界文库》并不在其列［7］。也就是说，《世界文库》的夭折，更大的原因在于它本身。早在《世界文库》刚出至第七期，邓恭三就在其上发表《略论世界文库的宗旨选例及其他》［8］，以销量日降的危机提醒出版者在选文、整理与印行方面的失当之处。可见，停刊并非仅仅是时局混乱所致。分析《世界文库》理念之成功与实践之失败存在的差距，我们就可为这一浩大工程以宏壮开篇却草草收尾带来的遗憾寻得真正缘由。 　　一、编选：从“第一流”到漫无标准 　　《世界文库》编例中云：“凡是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然什么样的作品才属第一流？郑振铎没有明确地回答，我们只能从《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9］里所拟的名单中去寻找答案。该拟刊目录并未兑现，不过范围确实够广，其中“中国之部”列五大门类：诗歌（包括词）130种、戏曲142种、小说83种、散文32种、变文弹词及其他23种。从这份目录来看，《诗经》、《楚辞》和唐宋名家入选“第一流”自然无甚异议，但将明清许多闻所未闻的杂剧小说乃至残缺不全的变文、诸宫调列为“第一流”作品，则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后来刊出的64种中国文学作品中，小说与戏曲占到了45种，呈压倒性优势。可见其所谓的“第一流作品”已悄然被“古本”、“孤本”所取代。 　　再看其“外国之部”，拟目稍显单薄，只暂列出古代作品40种。最终刊全的作品为63种，既有《吉·诃德先生传》、《死魂灵》、《简·爱自传》等小说，又有《梅里美论》、《人间喜剧总序》、《英国文学史序论》、《克伦威尔序》等论文。反倒是拟目列出的“古代”类，只有当时注出译者的赵家璧与胡仲持两部见刊。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郑振铎所谓的“讨论、商酌、重译”云云，不过以有无译稿可刊为首选。就算不是客观条件所限，郑振铎眼中的“第一流”与读者的取向也有着不同看法： 　　郑先生对于外国名著的取舍有疏漏的地方……譬如英国浪漫运动时期的五大诗人……辜勒律治［柯勒律治］和基茨［济慈］都遭了遗弃。我们知道这两位被遗弃的诗人，无论在文学史上占的地位，还是其诗的本身价值，都不亚于已经上述的三诗人。甚至还有些批评家承认：在近代英国诗人里，只有基茨一人可以比得上莎士比亚。［10］ 　　这位读者其实过虑了，《世界文库》后来真正登载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柯勒律治与济慈，就连预计的华兹华斯、拜伦与雪莱也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