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凤凰卫视与华人“文化自觉”.docVIP

王鲁湘凤凰卫视与华人“文化自觉” 　　我这些工作的意义，到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促成后来所说的 “文化 　　自觉性”。 ——王鲁湘 　　王鲁湘是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在那个文化狂飙突进的年代里，他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挥斥方遒，展示了一个文化学者强烈的社会关怀。多年过去了，王鲁湘兼有多重身份，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他出现在“文化大观园”、“世纪大讲堂”等节目里，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侃侃而谈，成了学术和媒体之间的跨界典范。在电视节目中，他时而穿着中式的绸衫，端庄儒雅；时而西装革履，现代感十足。但目前有个趋向，传统文化类节目做得多了，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传统的卫道士、护道者，甚至有的人说“五十岁的的王鲁湘”颠覆了“三十岁的王鲁湘”。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这位知名学者???传奇明星。 　　科技文明和科学精神： 　　我们在补课 　　《中关村》：目前，文化和科技呈现融合的趋势，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怎么看此趋势？ 　　王鲁湘：从科技和文化的广义概念来讲，两者其实都是相互包涵的。科技也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概念也包括科技。我们把文化和科技分成两个事物来讲，应该是取两者之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文化”通常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而狭义的科技指的是作为工具的科技。我倒是更愿意关注大的科技概念，即和 文化相互涵盖的那个科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科技文明是比较薄弱的。我们较早地发展了农业的文明，并在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停止了，没有继续向服务于工商文明的科技演化，或者说没有出现近代的科技文明。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是一个补课的过程。 　　因为我们的科学精神欠缺，我们柔性的东西比较多，我们重视情感、重视伦理道德、重视文学艺术，但不太重视数理逻辑。我们的建筑物、工艺品虽然精美，但制作过程中我们不太注意其内在的数理关系、几何关系，我们甚至可能没有计算的过程，也可以没有一个详尽完整的图纸，我们大概只需要一些经验、一些大致的数据就可以了。而西方人做建筑等会先有详尽的图纸，并且按照力学原理等理性原则去做。科技或科学精神欠缺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社会生活中，我们缺乏一些刚性原则，比如契约精神等，这些事物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如法律用语的修辞、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它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遵循排中律、矛盾律等。中国人似乎从来也不怎么重视形式逻辑，可以又是这又是那，所以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等。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少了这些东西，近代以来的西式教育，诸如理科、工科、商科、法科等都是以前没有的，这些都要讲形式逻辑，不讲这些东西社会是不能建立的。 　　《中关村》：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之所以重视广义的科技、科学概念，主要是强调“科技文明”、“科学精神”等，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可能更重要，我们应该把近现代科技所代表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融合到我们的大传统中去？ 　　王鲁湘：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缺了这些，缺了这些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文化里没有这个基因，就必须补充这个基因。 　　发现自己： 　　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自觉 　　《中关村》：您这些年来展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工作状态，都是和中国的文化相关，文章也好、节目也好，包括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在国家画院的研究员工作、在海淀山后地区办凤凰岭书院也好，似乎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护道者、发掘者、传播者。这种状态怎么造成的？ 　　王鲁湘：可能和我个人际遇有关，我如果维持原来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个文化形象，是不可能的；另外，21世纪以后，我们整个国家也好，整个民众也好，包括知识界也好，渐渐有了一种本土文化的自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过文化热，当时的思潮既有批判性的，也有寻根性的，这两种理念其实都在齐头并进，构成了80年代比较好的文化启蒙语境。反思派，主张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来代替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因为其带着批判的立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人总不太愿意从根上否定自己，即使想进步，也愿意学习，也不希望产生太多的失败感和挫败感，所以反思派情感方面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 　　寻根派不是简单的复古，它是在现代化的语境、国际化和文化对话的背景下面，开始真正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而且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返古致新，对传统文化更多地进行正面的、积极的阐释，尽可能从古人和古文献中去发现现代性，或者值得再造的文化元素。 　　我认为这条路线是可以的，以前我们有语言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古代人讲轩辕黄帝的文章中，许多人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投射到对黄帝的解释中。但他们是用佶屈聱牙的语言表达的，我们可能不大了解，如果我们突破这些语言外壳，深入语义中去，把这些语言阐释成现代语言，其实它很多的价值理念，和我们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以来那种对人类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