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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成为经济安全催眠药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仍然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关口。只有充分利用当前市场变化形成的倒逼机制，调结构、抓改革，中国经济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自己新的核心竞争力，为下一个3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打好基础。稳住增长，才能稳住阵脚，更好地推动调结构、抓改革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增长率，也不在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过度依赖于出口，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毫不客气的讲，被坊间一再提起的所谓“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催眠药。 　　政府我行我素 　　2011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在回应记者“十二五”计划期间，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担忧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转变发展方式，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订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转变观念就是要转变“唯GDP的观念”。在目前中国的政府官员考核体制下，要真正转变“唯GDP的观念”， 首先要从中央政府做起。 　　不幸的是，从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经济工作定下的基调看，中央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唯GDP及其增长”的观念。 　　中国各界早已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早在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1-2011年间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调结构”、“扩内需”列为工作重点的，更有4次之多。但是1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过度依靠投资的现象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迄今仍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即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方式。但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担忧一次次地将“调结构”这一根本问题挤出议程却是直接原因。 　　过去的10多年中，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调结构”，但随后就被其他目标所替代。???如，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是“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但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调结构”的目标在2009年就被“保八”所替代。2010年为2011年定的基调是“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但2011年“控通胀”成了事实上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过度强调GDP及其增长的恶果显露出来后，“十二五”计划将GDP指标定在7%，比“十一五”少了0.5%，希望以此来引导各地认真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但是，在中央政府自己仍然将“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做大GDP的热情丝毫不减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 　　不必要的“稳增长” 　　在保持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实现8%的增长率，在目前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投资增速至少要达到9%，而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将不仅难以缓和，甚至会更加严重。而且，在已经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以实现“稳增长”，虽然可以避免短期的衰退，却会加重长远上经济过剩的矛盾，从而留下未来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严重停滞乃至经济危机的祸患。 　　有人说，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才能维持社会大局的稳定。但是，失业率与社会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已经有能力建立比较好的失业救济体系，以应付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率升高。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减缓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方面，它可以为中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中国建立更好的失业救济体系。 　　在过去十数年宽松信贷政策下，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房地产等行业是既得利益者。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突破许多重大的体制障碍，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也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经济减速之下，防风险是中国经济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国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而这两个领域基本上又都捆绑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上，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实质上是重点防范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扩大化，也意味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深度博弈。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外需大幅收缩，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趋缓，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明显，稳增长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从此前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看，把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