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精灵,逼我直视灵魂里阴霾.docVIP

那个精灵,逼我直视灵魂里阴霾 　　她坐在我旁边，清秀、干净、水洗过一样 　　像我这样的男人，似乎已经有权利抱怨生活是如此乏味了——人生过了大半，身体随时会在某天发出可怕的警讯，体重呈单向度不停攀升，对床第之欢的兴致与日俱减，《纽约客》和《纽约书评》食之无味，《阁楼》杂志在厕所里点缀如厕时光。 　　自从跨过了42岁，我开始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所剩不过是按部就班无惊无险的生活。我时常绝望地感到我的整个后半生都将被囚禁在这焦灼黏稠的状态里动弹不得。 　　1999年，由于我的北京背景，我被公司派到北京做中国区的执行官。这个任命着实让我有些兴奋，至少我可以藉此暂时逃离纽约那令人窒息的生计，去领略另外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 　　就是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所爱的第二个女人Barbra。在此之前，我只经历过太太这一个女人。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14年前，我从北京拼命挤进纽约的门槛，在哥大读书，她和女儿被留在国内，直到我毕业后在曼哈顿谋上一份小差，一家才得以团聚。她来美国的时候，听说纽约天气干燥，化妆品又太贵，竟在箱子里揣了几十袋“郁美净儿童霜”。她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服自己不再怀念“郁美净”，很安心地和我在这异国他乡一起慢慢变老。算起来我们已经相濡以沫了20年，她变成空气，自然地弥漫在我的周围，有时我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我是在某个饭局上认识Barbra的，我至今已经记不起那是一次什么样的饭局，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只记得Barbra当时的样子，她坐在我旁边，清秀、干净，水洗过一样。桌上的人在讲着不知所谓的笑话轶事，我的一个老同学拉着一个年轻姑娘也就是她第二任妻子的手，对我说：“Mark，还是回来好吧，纽约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高度合理化的生活是对人性的扭曲。”我笑笑，无言以对。比起14年前，人们像是在一夜间打开了，变本加厉地去寻回不曾经历的好时光。这使我这个从纽约回来的人倒活得像个乡巴佬。 　　吃饭的间歇Barbra向我索要名片，说过两天会有事情找我帮忙。我从名片夹里掏出名片递给她，她端详了一下，说她有个小学同学跟我同名。我打???说那肯定不是我，“你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了。”几天后我接到了Barbra的电话，在电话里说要跟我换4000美元。晚上我去给Barbra送美元。我按那天的汇率兑给她，她却跟我讨价还价，像个调皮的小孩子，让你没法拒绝。我只好掏出钱包，又乖乖抽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她报以狡黠一笑。 　　换完美元，Barbra坚决要求我开车带她在四环上兜一圈，我感到意外，不过还是答应了。在四环上，车速升上来，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飞起来，她一言不发地歪在车座上，很是颓废。我在脑子里拼命寻找话题打破沉默。我问她换这么多美元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要去新西兰上学。我吓唬她说新西兰虽然美得像天堂但寂寞得像地狱，她说她在北京已无处可去，她去意已决。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气喘吁吁地瞎折腾，尽管外表看上去都挺正常。我又何尝不是从纽约大老远跑回了中国？“无处可去”是一种接近生命本初的很宿命的焦虑，时不时地，我们感到焦躁，感到必须离开，离开一种生活，离开一种状态，离开A地到B地，离开甲奔向乙。她是谁？在经历什么？为着什么快乐和不快乐？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又为什么感到无处可去必须离开？ 　　我感到自己骨子里有种不安分的东西像岩浆一样暗潮涌动 　　总的来说那天晚上相安无事，兜完风后我送她到她楼下，然后径自回去睡觉。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一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然而没过多久，Barbra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的新西兰签证已经下来了，她将在一个月后启程。我说既然你想好了，就多保重吧。她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庆祝一下，你也来吧。我想了想，反正晚上无事可做，就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所说的几个朋友一个没来，我有点疑惑但没多问。吃完饭她拉着我要去唱卡拉OK，一进卡拉OK就点了好几瓶红酒。很快我看出这姑娘是想要借酒撒疯，她跟我不停干杯，然后自顾自地咕嘟咕嘟喝下去。我没去劝她，一个女人想要把自己灌醉一定有她的理由，我只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就行了。她用话筒指着我说：“Mark，你不真诚，你没喝醉。”我说：“我不能喝醉，喝醉了没人送你回家。”慢慢地，红酒的酒力开始发作，她东倒西歪怪腔怪调地哼哼：“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哼着哼着，她开始呜呜地哭，身体止不住地往沙发下面滑，我只好扯住她，她顺势倒在我的肩上，伸开双臂，说：“Mark，你抱抱我吧。”我很为难，只好像征性地抱了她一下。她忽然勾住我的脖子，哭得更凶了。 　　我结了账，在Waiters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拖上了车，她蜷在车后座上泪水横流。进了她的家门，我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