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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幕到荧屏中国家庭伦理叙事流变与回归 　　［摘 要］ 从电影《孤儿救祖记》至今已近90年，从电视剧《渴望》至今仅22年，中国家庭伦理叙事系统历经从家庭的伦理关系、悲欢离合到寄寓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兴亡，再到回归日常、讲述身边老百姓的故事，实现了从银幕到荧屏的家庭伦理题材影剧跨世纪的繁盛。实质上仍未偏离以家论国、家国同构的集体无意识，同时又加强了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因而是最具民族特质，最能彰显民族文化精神的影视类型。 　　［关键词］ 家庭伦理电影；家庭伦理电视剧；叙事流变；民族文化精神 　　 有学者言：武侠片“是中国叙事电影的一个特有类型”①。与中国武侠片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的当是中国电影另一成熟类型家庭伦理片，家庭伦理片堪称20世纪中国电影的主流形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推衍式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已然演变成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理想，因而以家庭伦理叙事来折射社会历史的变迁，是最具民族特质，最能彰显民族文化精神的电影类型。 　　20世纪前50年，中国电影受资金、设备、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只能在低成本的家庭伦理片中进行艺术与商业的共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电影高度重视，家庭伦理片上升为社会片，主旋律电影泛情化叙事策略深得人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数字技术之西风东渐，电影彰显奇观本性，于新世纪始中国电影掀起数字化新武侠电影浪潮，家庭伦理片式微之时，恰恰成就了家庭伦理电视剧崛起之机，亦是受众的接受心理使然。当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都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②舶来品电影则让都市人们走出家门，电影充当了往昔小说戏文的角色；而今天荧屏上的电视剧重新让城乡人们回到家中，从银幕到荧屏，家庭伦理叙事历经种种流变，到底还是回归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家家户户注目谈议荧屏上的“左邻右舍”演绎出人间哀乐，并引发心的共鸣。 　　一、伦理电影，根深叶茂 　　张石川、郑正秋编导的《难夫难妻》（1913）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实质是中国家庭伦理片之萌芽；《孤儿救祖记》（1923）则奠定了中国家庭伦理片鼻祖之地位。继而《玉梨魂》《空谷兰》《歌女红牡丹》《姊妹花》等一系列电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化家庭伦理叙事潮流，“改良教化”之言行不时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凸显。 　　1935年春，蔡楚生以《渔光曲》捧回了中国电影第一个国际奖，同年郑正秋英年早逝，“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③蔡楚生引领家庭伦理片拓展深化为“社会派”之潮流，贯穿声画百年。《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成为蔡楚生创作生涯之巅峰之作。张忠良、素芬这“上海一家人”历经“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煎熬的悲欢离合，映射出国家民族的灾难和人性的善恶，家庭伦理片俨然成为“悲剧史诗”。此外，《神女》《不了情》《太太万岁》《小城之春》《万家灯火》等，亦将戏剧性的日常故事与社会现实相嵌，既有社会批判深度，又在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家庭伦理片一说几乎销声匿迹。但在高奏主旋律的昂扬中，我们依旧可以寻觅到与传统家庭伦理片一脉相承的叙事身影。无论是阶级恨血泪仇的《白毛女》《舞台姐妹》，还是成长女性《青春之歌》《女篮五号》《李双双》等，怎么都无法完全剥离家庭伦理关系。“文革”非常时期的电影则消解家庭，人，成为无牵无挂的公有的中性人。 　　新时期以来，谢晋以《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和《芙蓉镇》（1986）三部曲重创家庭伦理片的辉煌。谢氏家庭伦理叙事，直奔政治反思，对一系列政治运动进行历史评判，并仍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评判。 　　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家庭伦理片为代表，中国第一、二、三代电影人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家庭伦理叙事系统:以家庭的伦理关系和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兴亡。 　　当第四代电影导演还沉浸于非常岁月的反思时，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以大刀阔斧的叛逆精神对桎梏人性的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砍伐。《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不如此。华语导演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展示的也是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中中国传统伦理遭遇的解构，但只是一个苍凉手势的定格。当《霸王别姬》（1992）《我的父亲母亲》（2000）试图重拾传统家庭伦理时，数字大片的西风东渐，家庭伦理片在银幕式微。至第六代及六代后导演，在第五代不熄的光芒遮蔽下，只有“以人为本”淡化家庭，关注个人。但像《妈妈》《过年回家》《洗澡》《三峡好人》等一样涉及家庭伦理叙事。家庭伦理片难道成为银幕最后的风景？ 　　1990年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问世，被称为中国电视家庭伦理剧的开篇之作，始料未及的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标志着纯朴的家庭伦理剧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