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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家梁村走出马慧聪 　　“我的村子后边有好多松树，有一汪水，我要盖好大一栋楼，我要养好多条狗，替我看家。” 　　在2012年的6月，因为炎热和劳累，马慧聪在6月中旬组织“人文神木·陕西诗会”暨陕西青年文学协会成立大会的前后都中了暑。在古城西安的陕西作协大院的办公室里，他喝了瓶口服液，“城市的热是闷热，让人很烦躁。”采访那天他还要出席个小活动，他买了副模样普通的墨镜，“我不想让别人窥探我的内心，也不想让别人看出我的真实的年龄，怕他们认为我是个小屁孩，我必须得压得住场面。” 　　聊到不太愉快的经历时，他走到了办公室的窗前，墨镜似乎拉长了几秒钟的沉默。 　　? 　　? 　　马慧聪的故乡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很小的村庄（陕西省神木县店塔镇马家梁村），在毛乌素沙漠边上，村里只有一条很小的溪流，作物不容易生长，“农民没有出路，都去外边打工。”谈到童年，马慧聪首先想到的是愉快的事情，比如“救蝌蚪”，“夏天水比较紧张，农民就会在河的中间把坝打起来，一些低洼地上的蝌蚪弄不好就被晒死。我和同学放学后回家偷着把笊篱拿出来，然后把蝌蚪捞回大坝的河里。那时救了好多。” 　　童年也带给马慧聪贫穷和饥饿，“我有太多的饥饿，太多的痛苦，甚至有一次，我不知道我饿不饿，家里养的狗饿得也没有吃的，我把全村能找到垃圾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能给狗吃的。后来我拿砖块拿木头把那只小白狗打走了，我一边赶它走一边哭着，一个星期以后，它又回来了，摇着尾巴，我又一次给它打走了……” 　　16岁那年，马慧聪进入了神木四中。高一时他写的作文在比赛中得了奖，受到老师表扬。那时，他迷恋上了诗歌，还在学校的报告厅里，为全校所有人登台讲座。马慧聪高中为全校师生讲座的题目是“第三种语言的写作”，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写作时不能晦涩、也不能过于浅显的文学写作理论。他还和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办起了文学社，即神木县黄土高原文学社的前身，随后他提出了后来一直坚持的“绿色文学”的概念。绿色文学，在文学社的一篇文字中，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绿色文学’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或能引发人??去积极、健康向上的一种人文主义文学。它将文学与环保相结合，用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这一严肃问题联合起来，以青春（人）为主体，以环境（自然）为基础，以家园（社会）为最终目的，从而达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与统一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高三那年，马慧聪拿着高三的学费，一个人奔向了西安。“人生事业起步十六七，十几岁是干事业的年龄，不然等书读完了，人的豪气也消磨得差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边去学边创业？我身边很多有成就的人都不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而马慧聪想做事业的初衷，只是“改变家里贫穷的状态，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到西安以后，马慧聪开始找工作，最先来到了现在工作的陕西作协大院内，但当时对方“听到他是个辍学生，没敢要。”有几天他在一间泡馍店里当服务员，店主特意为他用围布辟出一个房间，允许他早下班，让他踏实写诗，“抬头可以看到月亮”。那时马慧聪随身带着本汪国真诗集，他想在业余时间继续完善他的“第三种语言”写作，“那个时代知道汪国真的人太多了，我就想能不能学习他诗歌的浅显易懂的地方，同时在加入些更深刻的东西”。 　　在一个文化公司，马慧聪似乎找到了对口的工作，但老板“背着我给我爸爸打电话，他看我诗写得不错，让我爸爸把我带回去，重新上学。”然而，回到神木没多久，他又管同学借了600块钱，乘上了奔向北京的火车。 　　“到北京，真不好。”在一个小旅馆里，“老板娘欺负我，就说是电视是我弄坏的，我住进去的时候就是坏的。”为了“抵债”，马慧聪押了一把伞，一幅画轴，还有一张电话卡，“电话卡里还有25块钱，当时身上就剩这么个值钱的东西”。 　　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天只能吃上一个馒头，一块钱买两个馒头，要吃上两天。北京十一期间清查外来人口。马慧聪兜里只剩下两块钱，不敢坐公交，北京某杂志的副主编看了他所有的诗歌，借了他300块钱，也结束了他长达1年的流浪。 　　他坐着火车回到了神木，但没有回家，“北京呆不下去了，神木也呆不下去了，我已经成为学校的反面教材，成为了所有亲戚笑话的对象。小时候给我父母得了满满一屋子奖状，但现在这样了……一个18岁的孩子能承受多少？我只能回老家去，回到我爷爷奶奶身边写东西。” 　　“那时很绝望，不敢想外边的事情。” 　　? 　　? 　　2002年，马慧聪的父母为支持儿子，变卖了房子，为马慧聪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渴望》。诗集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赏识，他随后加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当年协会内最年轻的成员。 　　“我第一本诗集花了两万八千二百块钱，我记得非常清楚。房子卖掉后我们家一直在漂泊，这几个月在这租房开饭厅，那几个月在那个房子卖蔬菜。农村的家很重要，没有家就没有根，就没有希望。但现在再让我选择的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