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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亿万“大眼睛”渴望 　　这不是一笔巨款，却点燃了数以千万计贫困失学儿童的人生理想 　　 　　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在这个宗旨的感召下，从1989年3月启动以来，希望工程在多方的关注与参与中走过了20多年。 　　从救助第一个失学儿童张胜利开始，至今希望工程已经募集资金超过50亿元。这不是一笔巨款，却点燃了数以千万计贫困失学儿童的人生理想，让他们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殿堂。 　　20年时光飞逝，我们这几位当年的创办者都已经陆续离开了希望工程，受到捐助的孩子也一批批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他们各自的岗位，但是希望不灭，这项开启中国公益事业之门的“工程”在这块土地上种下了奉献的种子。 　　 　　希望工程的由来 　　1989年5月，共青团中央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按有关规定我也到了从团中央机关“转岗”的年龄。但当时内心总感到对共青团的责任未尽，感情难舍。当时正值团中央体制改革，而我在《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中，曾经提出建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事业筹集资金。 　　我当时的想法是，整体改革不好推动，何不搞局部突破，“杀出一条血路”。况且，这项出自自己调研报告中的工作，我很想亲自去尝试。5月18日，团代会刚刚闭幕不到10天，我就向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请缨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我和郗杰英（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李宁（现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现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是青基会成立之初仅有的四名成员，守着10万元注册资金和一万元启动资金，在团中央组织部我的办公室里共同为青基会的未来勾画蓝图。 　　这四人中，杨晓禹和郗杰英都曾参加过中央讲师团到偏远地区支教，支教地区的贫困落后、当地因贫辍学的孩子那渴望的眼神在他们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似乎是当时头脑发热的举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团中央10年的工作经验和对青少年问题的深入了解，也让我们在选择项目时马上做出判断，中国青基会要做一件有社会动员力的事情，它既不是传统的思想教育，也不是许多人热衷的??髦活动。几经商议，开展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募捐活动成为我们的共识。 　　 　　“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说到“希望工程”这四个字，还颇有一段故事。当时我们四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概括即将启动的这项活动，募捐信已经起草好，名字是“春草计划”，不过，我们都不满意，觉得这个名字难以表达全部的含义。一天夜里，“希望”一词跃入我的脑海――孩子是希望，教育是希望，我们这个项目也一定充满希望。第二天，郗杰英又把“计划”改为“工程”，“希望工程”这个影响了中国人慈善理念的名词就此正式诞生。 　　1989年10月30日，青基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我们就这样踏上了为失学儿童圆梦之路。 　　在1980年代人们的思维里，尚无慈善、公益的概念，如何号召人们为贫困失学儿童捐款，成为我们的首要问题。后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新华书店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按照上面的地址自己抄写信封邮寄。几十万个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以后每人再带一大摞信封回家接着抄；不但自己抄，还让家里人帮着抄。我自己也不例外。 　　“希望工程”启动初期，我们自己对公益事业的内涵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力也不是十分了解。但是，这些寄出去的信还是起了很显著的作用，每一批信寄出去后半个月左右，都会掀起一个捐助的小高潮。大约在发了20万封信之后，基金会收到了将近20万元捐款。20万元，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 　　 　　爱心模式的发展 　　1991年到1994年，可以说是希望工程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大发展时期。在这几年里，我们经历了几个节点，有喜悦、有挫折、有挑战、有收获，但总是向着令人欣慰的方向前进。 　　“……陕西省镇安县贫困地区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卿远香，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去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和不足四岁的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失学了，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的末尾，她含泪写下四个大字：我想上学!”199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希望工程”的募捐信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广告版位上。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募捐广告。 　　其实，这是我一天夜里翻报纸时的突发奇想。然而，希望工程的宣传力和公信力却从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1992年，希望工程“大眼睛姑娘”的宣传照片将希望工程带进了更多人的心里，更多的目光聚焦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救助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动员方式：“捐20块钱，也就是为一个孩子交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能得到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