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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学术性问题思考 　　学术性是大学的灵魂所在。蔡元培在就职北京大学期间曾精辟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升官发财之阶梯”。与大学学术研究的本质特点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要求相比，我国大学的学术性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对大学学术性进行研究，并探讨当代大学如何提升学术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术“的基本涵义 　　 　　所谓“学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学，指学习、模枋、学问；术，指手段、策略、方法、技艺、技术。所谓“研究”，指钻研探求，今谓用科学方法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见“学术”只有研究了，才称其为学术，也才能成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 　　蔡元培先生曾对“学术”的涵义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主张学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两者虽密不可分，但“学应重于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求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显然，在他看来，“学”和“术”都应该研究，而学理性的理论研究比实践应用研究更为重要。学术研究与大学有关密切关系，学术性是高等教育的立足之本，但由于社会的变迁，高等教育的职能几经变化，使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内涵也发生变化。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之怪现象 　　 　　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始于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才有综合性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更多的是受洪堡的影响，采纳的是德国模式。且不说此模式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对大学办学理念的发展和对学术涵义的拓展。单就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自由及“学”与“术”的关系的观念，我国也没有真正推行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和封建专制、十年文革、80年代初的体脑倒挂，使我国高等教育“学术性”没有充分体现。大学对学术性的关注是90年代的事，但由于急功近利，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学术研究还有一些不正常现象，甚至出现了学术腐败。 　　1.在对待“学术”在大学中的地位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过分夸大“学术”的作用，把大学的“学术”性当做大学的一切，为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切实际地与西方一些大学进行攀比，甚至在国内的一些所谓大学排行榜中，只是单纯地以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作为衡量的惟一指标。把大学的教学职能和服务职能弃之不顾，只是在为科研而科研，为学术而学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甚至研究生都很难见到自己的导师，这些现象在一些所谓“研究型”大学中较为常见。二是一些“教学型”院校，不顾自身条件，只顾扩招，教师成了上课的机器。至于上课的水平与效果则不愿过问。在这些高校，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普遍采用大合堂；没有人对课堂的学术性进行考评。没有学术精神的课堂，只能培养出知识型人才；没有学术精神的课堂，就不能称之为大学课堂。 　　显然，这两种观念和做法人为地割裂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大学应重视科研，但科研是服务于教育目的的科研，大学也应重视教学，但应是科研型的教学。 　　2.“学术”研究的目的出现两极分化，并有庸俗化倾向。纵观近几年我国大学学术研究的现状，成果不少，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但如果细究学术研究的目的却有两极分化的现象：一种是搞纯学术研究，不考虑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课题从书中来，从文章中来，研究的结果一发表就了事，这在社会学科中较为普遍；另一种是借口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为了取得科研项目和经费，很少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角度出发选题，而是与企业界联姻，为公司盈利搞开发。企业作为投资的条件，要求教师不得在课堂上传播或公开尚未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 　　3.大学“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与所获经费严重背离，经费短缺是不争的事实。近10年来，我国高校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如高校承担的国家基础研究“攀登计划”课题约占总数的30%；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约占67%，还承担了60%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和基金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仅1991―1995期间，高校发表学术论文83.6万篇，其中在国外发表7.6万篇；完成专著2.4万部；鉴定技术成果4.3万项，授专利近6000件。5年中，高校共获得自然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