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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开展舆论监督权利与义务 　　公众通过微博进行的舆论监督在凸显了巨大能量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众对微博舆论监督中需要承担的义务缺乏明确的认识。 　　文微意博的微博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掀起了一场编织“围脖”的全民行动。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微博，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使民意表达的渠道和空间迅速扩展和延伸，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网络舆论形态即微博舆论。微博舆论经过裂变式的传播之后，形成一股强劲的舆论力量，对社会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关注与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政治现象，也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控制手段。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①可见??在原始社会里，在人类创造出法律制度之前，氏族、部落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舆论。舆论监督本质上是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委托对象的行为和行为过程的一种监督。 　　关于舆论监督的问题，涉及舆论监督的主体，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不少学者认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有两个：公众和新闻媒体。例如有学者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主体呈二元结构，公众是舆论监督当然的主体，新闻媒介也是舆论的主体。”②之所以会存在这种观点，是因为公众是一种分子式的存在，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舆论监督，于是，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时主要依托大众传媒来完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③公众是舆论的主人。同时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行为，整个社会都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舆论监督权利的主体自然是公众，而大众传媒以及其他媒介（不仅仅是新闻媒体）只是公众实现舆论监督的载体和工具。也就是说，公众通过大众媒介来实现《宪法》所赋予的表达和舆论监督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当网络特别是微博出现以后，关于舆论监督主体的争论自然降下帷幕，舆论监督主体除了在理论层面无可争议外，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活跃在网络和微博中，践行着《宪法》赋予的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微博表现出强大的舆论力量和议程设置能力，无论是在“郭美美炫富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还是“佛山女童被碾事件”以及“上海地铁十号线事故”中，都有充分体现。微博已成为公众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强有力的媒介工具。但是，目前公众利用微博实现舆论监督权利和义务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出现了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法学、舆论监督学等理论，探讨公众在利用微博进行舆论监督时，如何实现其权利以及如何承担其职责和义务。 　　微博催生舆论监督新机遇，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 　　舆论监督古已有之，但随着舆论载体形式（主要是媒介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舆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不同，其影响和效果也不一样。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监督以及近年兴起的微博舆论监督成为人们更加青睐的舆论监督形态。 　　在中国社科院2009年12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被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那么，微博的“杀伤力”究竟因何而来、有何体现呢？ 　　1.微博日益显现的舆论监督功能和作用源于微博的媒介特性 　　首先，微博准入门槛低，公众的参与度高，话语空间广。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微博传播是一种话语权的下放，也是一种舆论监督主体的回归。在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中，很多时候都是媒体引发舆论，进行监督，公众的参与度很低，其舆论主体的地位很难得到体现。相比之下，微博上的舆论传播主要是公众的自发、自主行为，是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实践行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由一个个独立个人的意见所构成的观点的市场，而不是媒体作为少数人的笼统的代表。例如在宜黄“强拆”事件中，记者邓飞和当事人钟如九的微博直播引发数百万网民的关注与传播，最终形成了舆论，使得真相昭告于天下，作恶者被绳之以法。 　　其次，短小精悍、私语化、碎片化的文本形态和方便、快捷的操作方法，使得微博更易于成为舆论发布和传播的集散地。微博上短小的“唠叨”和“牢骚”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情感宣泄的一种形式。这样的文本形态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继而产生共鸣，引发舆论。另外，微博的快速、便捷使得信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类似于全天候的信息直播，这样一种媒介优势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 　　再次，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使微博舆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十分巨大，其产生的舆论监督力量也就更加强大。微博上跟帖与转发传播模式就像一个个分子的裂变，一层层不断向外扩散。其中存在的“名人效应”和“意见领袖”作用，更加速了舆论大范围的传播，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的漩涡，更快更有效地对政府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利益的委托对象产生监督。同时，微博的跟帖机制，也使得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