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一定要明确,孩子不仅是家庭,还是国家.docVIP

现代国家一定要明确,孩子不仅是家庭,还是国家 　　“不懂未成年人保护的人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共同努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怎样做到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共同努力？如果没有制度来搭建沟通的路径，学校和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隙，怎么保护孩子健康的成长？” 　　1991年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1992年《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20年来，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不断颁布和出台，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保障儿童的权利，维护儿童的权益。关于儿童的话题也越来越受到普通人的关注，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不断出现，让我们知道中国的儿童权利保护并不完善，每一次出现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是有没有成为契机，毒奶粉事件、校车事件、留守儿童问题、流浪儿童问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感。 　　《旅伴》杂志本期专访了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13年前，佟丽华牵头成立了北京市“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共同设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面向全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2003年他参与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调研、起草、论证和汇报工作的全过程。2004年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团中央阶段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是修订草案第一稿的执笔人。 　　Q=《旅伴》 　　A=佟丽华 　　Q：嫖宿幼女、虐童、流浪儿童死亡，似乎每过一段时间，关于儿童权利的极端事件就会发生，媒体也在热议，也在找办法来解决，但好像什么也没解决，又发生了。你认为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反复出现？ 　　A：首先我们说虐待儿童的问题，包括学校的体罚也好，学生之间的暴力也好，全球都有，从全球儿童保护工作来说，这都是重点的常见案例。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制度再完善，它也会有相关的问题。第二句话，我们现有的制度确实不规范、不完善，就是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预防类似恶性案件发生。当出现类似案件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关注，很热闹，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关注没有转化为具体的、系统的制度设计。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所以导致无法预防类似案件发生，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处理。 　　Q：转化为制度，这个环节是一直是没有解决的吗？ 　　A：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宏观方针政策，一直在谈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宏观层面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要保证孩子健康成长。微观层面刚才我也说了，有这么多的具体问题。我们最缺的就是中观层面具体的制度设计。我参与了2004-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修订初期的时候，大家内部有一种共识，为什么修改，是原来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要修改，希望修改后的法律能够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2006年修订以后——我只能说我可以起草最初的修订草案，或者说当时是团中央委托我在起草——进入一个严格的立法程序，在全国人大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56条增加到72条，依然还是一部以倡导性、原则性为主的法律，应该保护，不要虐待，不要体罚。它仍然没有能够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例，没有从宏观层面转化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这是我们很大的遗憾。 　　Q：为什么修订稿已经提出有操作性的东西，最后没有变成实践的东西？ 　　A：首先必须看到传统概念还根深蒂固。传统上中国社会一直认为孩子是家庭的，孩子管理、教育、抚养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子不教，父之过。但我们一直在强调，当前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现代国家一定要明确，孩子不仅是家庭的，还是国家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还是国家的责任，这个理念在很多层面依然没有取得强烈的共识。如果我们承认孩子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这一大的观念解决以后，我们才能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说家庭特别贫穷养不起孩子，政府要帮助；孩子生病，小病可以解决，大病解决不了，政府要出手；孩子父母特坏，屡教不改，长期虐待孩子，政府要担负责任。所以说伴随新的理念的转化，最关键的是政府要站出来担负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时候，没有实现这样的立法目标。 　　Q：那如果让你打分，单就法律文本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与儿童权利相关的法律能打多少分？ 　　A：坦率地说我不想就这个打分，打高了老百姓不同意，打太低了立法机关不满意。 　　Q：你一直从事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工作，平常遇见最多的关于侵犯儿童权利的问题是什么？ 　　A：我现在想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儿童福利制度。近几年我一直在呼吁，所谓儿童福利制度，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我刚才说的，政府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