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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褚遂良两种“圣教序”看其在初唐书史地位和影响 　　摘 要：唐代佛教盛行，写经、为寺庙立佛碑屡见不鲜。在这些写经立碑等佛事中，“圣教序”碑是最为典型的，《集王圣教序》以及褚河南的《雁塔圣教序》为我们熟知。圣教序文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为唐玄奘西去取回的经书所作的序和唐高宗李治所作的记组成。既然皇帝亲自主持，可见当时皇帝对圣教序碑书写者的书写水平的要求及对书写者虔诚之心。《圣教序》碑共有四种碑文，均在唐高宗时期完成，其中褚遂良就有两块，分别是《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另两种是《集王圣教序》和王行满的《招提寺圣教序》。仅从数量上看，褚遂良书法在初唐帝王和大众中的影响我们就不言而喻了。本文通过初唐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其中三种《圣教序》作不同的分析，来诠释褚遂良书法在初唐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圣教序；褚遂良；地位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103—01 　　一、“圣教序”文的来历 　　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自天竺国取佛经回到长安，举国震动，唐太宗李世民谓之“胜朝盛事”，并劾令玄奘翻译所取梵文经书，玄奘经过三年的努力，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佛经译校工作成绩显著，唐太宗亲自详阅译文经书，并欣然为之作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又作《述圣记》，圣教序文由此而成。 　　二、《集王圣教序》和褚遂良两种《圣教序》 　　《圣教序》成碑的历史背景，是初唐立碑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当时佛释道之争的结果，是维护佛法，摆脱当时“崇道抑佛”困境的典范。在圣教序成文后，唐太宗为使这一举措昭示天下、名垂千古，便筹备将圣教序文刻于石碑，出于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对佛教的虔诚，唐太宗认为此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不足贵”，王羲之乃晋人，不可重生书之，后来由弘福寺和尚怀仁担任集王羲之字、拼文工作。怀仁经过二十四年的苦心经营，于咸亨三年（672年）成碑，全文包括唐太宗的序文、唐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心经之一共三部分，此碑立于唐太宗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集王圣教序》???此而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立于唐高宗李治为生母所建的慈恩寺，故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永徽四年（653年）成碑。此碑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的风格，书此碑时，褚遂良已经五十八岁，在结字上一改欧体、虞体的字形结构，看似纤弱，实则饱满。历来对此碑的评价多有赞誉之词，唐张怀瓘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与罗琦，铅华绰约甚有余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骨者病。河南（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耶？”《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的经典之作，可谓代表褚遂良楷书的最高水平。《同州圣教序》于龙朔三年（663年）建立，龙朔二年（662年）时年34岁的唐高宗“幸同州”，由于身患重病，便让皇后武则天主持朝事，此举使唐高宗在政治上成为傀儡。随着武则天权利越来越大，关陇集团实力逐渐消亡，高宗的帝位也渐渐消失。此时的高宗对被贬到过同州的褚遂良深感怀念，为表达对褚遂良的愧疚之心，决定在同州建一个和《雁塔圣教序》一模一样的碑，在多种的顾虑和权衡下，最后决定在同州金塔寺建《圣教序》碑，此碑是根据《雁塔圣教序》的拓片刊刻而成的。 　　三、从三种“圣教序”的年代、地理位置等分析当时褚遂良书法的地位和影响 　　（一）年代 　　唐玄奘西去取佛经归来后，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为所取佛经译文作《序》和《记》，以昭示天下、流芳万世。为铭记这一“胜朝盛事”，先后出现了四种圣教序碑，我们这里只讲其中三种，分别为建成于咸亨三年（672年）的《集王圣教序》、建成于永徽四年（653年）的《雁塔圣教序》和建成于龙朔三年（663年）的《同州圣教序》。从年代上看三种圣教序碑皆成于唐高宗李治（649年—683年在位）年间，其中《集王圣教序》是弘福寺和尚怀仁历经二十四年的苦心经营集王羲之之字后刊刻而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圣教序成文后，因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对唐玄奘取经事件的敬慕，大家认为圣教序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不足贵。”是何人下令怀仁主持集圣教序这一浩大工程的，史料无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集王圣教序》是朝廷支持和主持这项工程的，怀仁用二十四年，历经二朝，工程之浩大我们难以想象，一般个人是难以企及的，再加上这块碑立在唐太宗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可以断定此事应是唐太宗和高宗亲历的，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我们亦可作相同的推理。但若以唐太宗所云圣教序碑文非王羲之书“不足贵”，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后来褚遂良版本的两种《圣教序》了，怀仁开始集《圣教序》的年代比褚遂良的两种《圣教序》早，且成碑时间晚于褚遂良《圣教序》，《集王圣教序》（672年成碑）比褚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