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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单位“评奖风”管理与规范 　　【摘要】奖励不仅是一种个人荣誉，更代表一种引导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风范在大范围内推广。故此，评奖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从“共和国脊梁奖”的闹剧说起，指出近年来各类评奖活动的“蔚然成风”现象，就出版单位亟待有效管理与规范“评奖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出版单位；评奖风；管理；规范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那些已经过去的美绩，一转眼间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继续不断的前进，才可以使荣名永垂不朽。”荣誉不仅是一种对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一种引领后来者不断攀升的精神力量，并形成一种风范在社会大范围内推广，在长时期内潜移默化地成为全民共识。那么，评奖工作需要在为社会树立一种精神风范的前提下，去挖掘和认可个人的功绩以及其中的示范性精神面貌与力量。对于获奖者来说，与其说奖励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各类评奖活动就必须有严格的规范。 　　2011年7月10日，中国著名主持人倪萍获得了“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作家李承鹏微博讽刺其“确实是共和国脊梁，只是得了脊椎病”，由此一场网络对战被引发。经过网络的“发酵”以及媒体跟踪，“共和国脊梁”评奖活动涉及违法违规，民政部并据此对主办单位进行处罚。 　　尽管近年来，中央开展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已经有不少明文规定，例如2005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通知”，[1]以及2007年中央编办发[2007]2号文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积极配合开展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的通知”[2]亦取得一定效果，但以“共和国脊梁奖”的闹剧为端倪，纵观近年来各类评奖活动的“蔚然成风”，“评奖风”亟待有效管理和规范。 　　奖励：荣誉与责任并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必然会伴生精神问题。中国现代化转型伴生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经济不规范条件下大量非市场牟利行为的涌现。这些行为的持续存在与得逞，使社会心理对道德操守的意义产生了重大的动摇。[3]那么，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式微的人文精神，必然要面临回归问题。而召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首先要以个人精神为起点，进而把这种个人精神推广到全社会范围，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以提高全民精神。我们将精神性的团体称作“团契”，强调人文主体的精神契合特性，以区别于由历史或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区、共同体或一般性团体。[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评奖的方式来把个人精神“聚拢”而成社会精神，评奖就肩负着人文主体精神契合的重任，其本身就是一个“团契”。例如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以及《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感动中国》是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个人物评选活动，始办于2003年，以表彰在过去一年里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优秀人物。该节目的影响力逐年扩大，获奖人物涉及各行各业：志愿者教师、民间歌手、赤脚医生、飞行员、体育运动员、科技突出贡献者……获奖人物的事迹以及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一个汇集。《感动中国》成为中国人一年一度精神的饕餮大餐。《感动中国》已经不再是节目的感人至深了，而是一个民族承前启后的内在精神、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4]2011年，支教老人白方礼在去世多年之后获得“感动中国”的殊荣，也说明规范的评奖深得民意。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则是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纯文学评选活动，有“中国诺贝尔文学奖”之称，同样始于2003年，设有杰出成就奖、年度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评论奖等。在纯文学已经被市场经济以及科技理性冲击得奄奄一息的背景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无疑是挽救文学的创举。文学是一个社会精神的浓缩。这不仅是文学的盛宴，更是思想的盛宴。 　　由“感动中国”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可知，奖励是荣誉与责任的并存，是人文主体精神上升为社会精神团契的过程，评奖的持续等于社会精神力量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评奖闹剧与“评奖风”泛滥的违法 　　随着“共和国脊梁奖”事件的曝光，记者查阅相关媒体报道，发现此奖不仅主办单位年年都换，而且所收费用为会务、食宿、出版等所需，存在明显的欺骗性质。从此番闹剧看“评奖风”的泛滥成灾，我们可以发现其“跑偏”的特点：首先是欺骗性质。从主办方的邀请函上可知，这项活动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邀请函并没有关于“收取获奖者费用”的内容，反倒有“如能出席，组委会将颁发奖金5000元略表心意”的字样。[5]然而，从《影响力人物》的不合法身份以及实际收取的费用考察，“脊梁”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由“花钱买奖”的质疑而顺藤摸瓜，此番评奖实质上是一场商业策划。从产业的挂靠实权单位、借壳收钱、名人效应等商业惯用的营销手段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