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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台湾电影中城乡空间塑造 　　摘 要： 在都市空间的塑造上，新世纪的台湾电影既继承了新电影对都市的批判视角，又展现出新的面向。在批判鬼魅化的都市空间放逐人性的同时，成长于都市的新一代电影人也热衷于都市文化意识的建构。在呈现乡村以及处在城乡之间的小镇空间形象时，新世纪的台湾电影一方面通过对全球化的改写从而规避了空间同质化的威胁；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特有地域风貌的展示来确认在地身份，以塑造出全新的台湾形象。 　　关键词： 台湾电影 空间塑造 都市 乡村 　　早期电影人在尚不懂得如何处理时间的时候就已谙熟于对空间的营造。在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中，火车站，工厂大门，街道等俨然已成为了经常出现的场景。梅里爱则对人为创造的空间更感兴趣，他第一次将奇思妙想的舞台化空间引入电影从而改变了电影日后的命运。就在同一时间，卢米埃尔兄弟派出他们的摄影师远赴世界各地，从而将世界各地的地理状貌，风土人情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尽管在今天看来，早期西方电影传播活动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如布莱顿学派代表人物史密斯在中国拍摄的《在华教会遇袭记》），但就人类交流而言，电影的发明与跨国传播确实称得上一件大事。进入21世纪，在网络等新兴媒介的推波助澜之下，麦克卢汉有关“地球村”的预言成为了事实。跨国旅游的兴起，全球通讯市场的发展，无不凸显了空间的重要性。新的全球关系超越了建立在民族、国家界线上的地域主义，代之的是一种非地域化空间的扩展，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地域因素会因此变得无关紧要。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全球化裹挟着资本的伟力试图将全世界变成其实验的道场，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则不断反抗、改写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威胁。以华语都市电影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此类电影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展示着当代都市的物质成果，一方面又对现代都市非人性的一面提出质疑和批判。通过对农耕时代亲密，温馨的情感氛围的缅怀，这些影片带上了一些怀旧的色彩。 　　空间议题在台湾电影中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电影对台湾独特的地理空间已有所呈现，但其往往被这些影片中浓郁的大陆情结所淡化。以“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养鸭人家》（1965）为例，有台湾学者就犀利地指出：“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农家房舍及小镇街道，这部电影显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陆片。”[1]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和政治氛围的松动，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开始高涨。在电影界，“台湾新电影的横空出世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次复归与深化，同时也是对以前台湾瞒和骗的文艺创作理念的一次反拨”。[2]新电影的功绩之一即是在银幕空间方面的成功探索，通过真实地呈现本岛生活空间，台湾本土意识得以彰显。新世纪以来的台湾电影一方面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就使得这些电影的生产变得更加的复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纠葛不仅在实体领域，也在想象的层面上对新世纪的台湾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化的不断扩张，消费景观肆无忌惮地蔓延不仅影响着人们心灵的体验，也改变着人们对外部生存环境的感知，于是空间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入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场域。“空间不是被动地容纳各种社会关系，而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变数，它就是知识和行为，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模式，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3]正是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来审视新世纪台湾电影中对城乡空间的塑造才具有意义。本文从新世纪的台湾电影是如何在银幕上呈现都市与乡村这一对立形象的这一问题出发，笔者发现：在都市空间的塑造上，新世纪的台湾电影既继承了新电影对都市异化人性的批判视角，又展现出新的面向。在批判鬼魅化的都市空间放逐人性的同时，成长于都市的新一代电影人也热衷于都市文化意识的建构。在塑造乡村以及处在城乡之间的小镇空间时，创作者既呈现了本土文化对全球化同质空间的改写，又试图通过特有地域风貌的展示来确认在地身份，以塑造出全新的台湾形象。 　　一、鬼魅化的都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意识的建构 　　在题材与空间的选择上，新生代的台湾电影人选择以他们最为熟悉的都市生活为背景，乡村在银幕上则表现为缺席。一般而言，这些呈现现代都市的电影大多有着恋物的倾向，像菲勒斯般高耸的摩天大楼，国际时尚与琳琅满目的商品堆砌成的消费景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成的诡异空间，以及将人限定在封闭空间中的构图都对人构成一种视觉压迫。如果说在新电影盛行的年代里，在都市中受伤的灵魂尚能够在诗意的乡村寻求庇护与安慰，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消费主义的泛滥所带来的空间同质化，新生代电影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则无法摆脱束缚着他们的社会环境，他们试图逃离的举动只能带来更深的空虚，最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的命运。同时都市生活本身的两面性又使得这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