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红旗渠》启示.docVIP

话剧《红旗渠》启示 　　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原风—河南文化周”不久前在上海举行，活动内容包括舞台表演、艺术展览、广场演出、文化讲座和节目交易五部分，其中来沪展演的话剧《红旗渠》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引起了轰动。随着《红旗渠》演出精彩落幕，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文汇报社、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承办，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协办的话剧《红旗渠》研讨交流会也旋即举行。上海、河南两地的专家学者就《红旗渠》的创作以及河南文化界这两年精品迭出的现象进行了热烈讨论。 　　杨林（河南省焦作市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话剧《红旗渠》编剧）：在我心目中《红旗渠》是一个神话。我是从小听着《红旗渠》的故事长大的，其实大人讲故事时已经进行了艺术创作，在上面寄托了更多的美好愿望。我在写《红旗渠》的时候，就按神话去写，《红旗渠》的情节是虚构的，但《红旗渠》精神是真实的，我要表达出一种林县人心目中经过他们想象之后的现实，加入他们美好愿望的一种现实。 　　作为一个林县人，作为一个搞艺术、搞编剧的，对于《红旗渠》这个题材是一种回避不了的情结，不是使命，也不是责任，就是一种爱，这里面有两代人，我和我父亲的情结。我父亲也是一个编剧，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红旗渠》写出来，从上世纪就说红旗渠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他退休，到他年老，还是在说。一直等到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你别说了，我把这个事接过来，他不再说了。我写《红旗渠》差不多写了四年，中间断断续续的，这四年父亲也没有催过，也没有问过，我觉得他把这个事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写了，一直到他得了癌症，医生直接告诉我这个病随时会死的，我是长子我就守在他身边，等着他交代什么后事。深夜陪着他时，他一下子坐起来问《红旗渠》打算什么时候写好，我说什么时候了还问这个事，觉得不耐烦，觉得人生最后的时间交代的不应该是这个事。他很生气，一直到他死，再也没提过《红旗渠》剧本的事。当时我没意识到，等到他走了，我才知道这个事在他心目中最大。特别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候没把这个事完成。其实父亲对红旗渠的这种情怀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的感受，我能够在这里，在这个时期完成这个事情，挺荣幸的。 　　李利宏（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导演、话剧《红旗渠》导演）：河南省话剧院为什么在今天要推出这个《红旗渠》？我跟杨林是不谋而合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话剧院的前辈们就派了主创人员下到红旗渠工地，创作了一些小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旗渠修了10年， 1971年河南省话剧院推出了第一台《红旗渠》。我们对《红旗渠》题材的兴趣或者感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一直到1975年，当时改名叫《战太行》，被文化部调到北京参加演出。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河南省话剧院对红旗渠题材的关注从没有放下。到了九十年代末，河南省提出了三种精神，其中就有红旗渠精神，我突然觉得应该写《红旗渠》，其实这个事放在我们心中已成为一个情结。我们要重新关照这个题材，要写我们心中的《红旗渠》，写我们心中对红旗渠精神的感悟和认识。 　　季国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今天召开高规格的座谈会要谈理由的话，起码有三点：第一，作为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它的艺术水准还是它的思想光辉都很过硬，确实值得研讨。第二，通过研讨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主义戏剧，或者说对主流戏剧创作的理解，增加我们对重大题材创作的信心。第三，有利于促进上海和河南，上海与全国话剧界、戏剧界的合作、交流、协作。上海对于一个来自中原的话剧那么重视，也彰显出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的包含气度。 　　这几年，河南的话剧异军突起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他们这些主创人员都充满干劲往前冲，当然河南的老百姓非常爱戏剧。正因为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合力，有了这几年河南戏剧的繁荣，刚刚揭晓的曹禺戏剧奖，8个里河南得了3个。 　　《红旗渠》在上海演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预料中的。红旗渠精神有着很深的内涵，我认为至少有三层：顺乎民意、艰苦奋斗和勇于担当。该剧深刻地揭示了以杨贵为代表的一群共产党人的“勇于担当”精神，领导着太行百姓，战天斗地，艰苦卓绝，勇往直前，让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正是该剧最为独到、最为深刻、也最有价值之所在。该剧以一种散点式的结构展开剧情，以两条情节线贯穿全剧，一条是杨贵为首带领林县人民艰苦奋斗，另一条线是杨贵与好像唱反调的黄副县长之间的矛盾，包括与调查组之间的误会与消除误会的环节，这是《红旗渠》的神来之笔。我们在看重杨贵这个形象的同时，也非常看重黄副县长这个角色，观众能进入到那个年代，看到他们的委屈、他们的无奈，以及敢于担当，能够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感受《红旗渠》精神。这对于我们当代的共产党、当代的政府有着重要的启迪。 　　宗福先（剧作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