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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候补文官群体及其在晚清时期的职业分化 　　2 　　候补文官群体是对处于同一官僚阶层的横向划分，就是以有无实缺为基本标准，把官僚群体分为现任文官群体和候补文官群体。从群体的组织程度看，候补文官群体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初级群体，但能自我认知和群体识别。候补、候选官在一般正规场合中，也表明自己的候补身份。如官员到部、到省，在向堂官和地方大员禀到时的手本上，都注明“即用、试用、补用”等字样。 　　清朝参与社会事务的候补官和候选官名称大量地出现在文献上。清朝的政书、史书等也常常用候补官和候选官来标示没有实缺的官员。地方志特别是晚清重修的地方志，所载的许多人物也大量地用候补官和候选’自来标志。官方文献明确标示候补官和候选官，编撰官方实录或地方志时也时常标明。从候补文官的官箴或者说对候补文官的共同要求看，也可以反映出是将候补文官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和划分的。如何士祁专门撰写的《候补二十一则》，就是对候补文官群体行为的一个规范。行为规范虽然不同于诸如社会人格等内在特征，但内在特征决定和影响着其行为方式，是群体特征的外在表现之一。 　　何士祁的《候补二十一则》，作为候补官员群体的行为准则，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学习方面，对初任的试用、学习行走和补用人员来说，分发到省、部，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学习行政、练习公事。正如《大清会典》所说：“分发以练其事。”所以候补人员应该“随在留心，逢人谘访，省会闻见较广，要在能自得师”，不要急于请求署事、补缺。二是言行方面，不可党同伐异，要“爱众亲人，取长舍短”；言语谨慎，“官廨尤为众属耳目之地，放言高论，最易犯，最易谨”；平时延访幕友，要“于老成同官处，虚心求访贤友”，随时体察长随。三是责任方面，衙参“乃分(份)内之责，虽无与 于公事，而有关于体统”，不可厌烦，差委诚实谨慎，上司常常以此考核人才。四是生活方面，应用度节俭，“候补官无所进益，今日多一分糜费，即来日多一分亏累。凡事争人手节俭为尤急”；寓中要“整肃安静”，交友要慎重，对本地绅士“不可绝其往来”，但言语要缜密，用人须防范；至于待客、聚会、信函往来、女眷等个人、家庭生活琐事方面，也都必须详慎。曾国藩也曾制定过一个“劝诫委员四条”，劝诫委员践行其说。他将“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都归入此类。实际上，他所说的“委员”，就是包括所有有差委的候补文官在内的官员。显然，他把这些“委员”也视为应该有共同规范的一个群体，并劝诫他们：一要“习勤劳以尽职”；二要“崇俭约以养廉”；三要“勤学问以广才”；四要“戒傲惰以正俗”。其主旨也是培养和造就包括候补官员群体在内的官员的优良品德和才干。 　　从候补官员的身份、地位、职事、政治社会角色和社会人格等多方面考察，候补文官群体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从属官僚阶层。从纵向的社会分层看，候补文官无疑属于官僚群体；从横向看，又属于官僚群体中的亚群体。平民可以通过科举、捐纳、保举等途径，获得官员身份或资格。按照规定，这些官员都可能成为各种形式的候补官员。他们都在吏部注册，成为皇权认可的正式官员，享有实任官员绝大部分的权利，包括礼仪、服饰等，也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织田万说：“候补官员已无实缺，又无俸禄，然于其分限，犹是俨然官吏。体面不可不重，则同于实官。” 　　其二，从职位看，有官而无“位”，或者有官而无缺。候缺是候补官员的显性表现，这是与实缺官员相区别的方面。候补官员既有成为实任官员的可能，也有实任官员成为候补官员的可能，还有终生是候补官员的可能，如候补官职的升迁。候补官员虽然是官，却没有相应的“位”，名分上是有缺陷的。在候补阶段，唯有的和最好的职事就是署缺和差使，但却是临时的“位”，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却在赋闲中等待“位”。 　　其三，从政治与社会角色看，候补文官是边缘角色，没有实缺或者等待实缺。边缘角色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差遣、机动和临时。候补京官和地方道府以下的候补文官无不如此。在一些特定事务中，常常是辅助角色，以受人差遣为常态。候补京官受堂官指派当差学习，地方候补官员如例差，则受督抚、两司的派遣。边缘角色还可以这样认为，候补官员既是官，又不像官；既像民，又不是民，是“两不像”。或者说候补官员非士、非农、非工、非商，是“四不像”。所以张之洞称候补官员为：“谓之官吏，则一无职司；谓之四民，则一无生计。”在这些人眼里，候补官员的身份、地位和作用是模糊而不明确的。如光绪九年，张佩纶就说：“至聚千百昏庸贫乏之吏，用之则无才，去之则无罪，养之则徒糜廪粟，听之则相聚怨诽，其势亦足以妨政。”对候补官员的这种认识，表现了候补官员的身份、地位和作用的边缘性特点。 　　其四，从职事来看，庞杂、临时而不专一，有所谓“万能”之称。候补文官从事的事务多种多样，既有传统事务，又有新式事务；既有临时例差，又有相对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