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社会文化差异导致消费行为变化的比较论文1.docVIP

中加社会文化差异导致消费行为变化的比较 Czinkota Ronkainen曾将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指给定社会中由于人们可识别的行为方式特征整合而成的体系。它包括给定社会的群体想、说、做、行的方式，即这个社会群体的习惯、语言、物质成就、共同的态度和情感体系等。 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群体行为。同样，文化在国际市场营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国际市场营销的成败，十之八九是由于文化因素造成的；消费者对产品接受与否，均是其文化意识的反应。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文化差异必然不同国家消费行为的不同。中国和加拿大消费行为差异就是一个例子。 下面，文章将从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宗教、民族、社会政策（福利、教育）等几方面来比较中加消费行为的差异。 首先，中国与加拿大在法律体系上差别巨大，这种差异是导致中加消费行为各有特点。加拿大是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司法高度独立，三权分立规范运行。加拿大法律健全且极重程序。加拿大的各种法律几乎使经济犯罪无机可乘，要找几个臭气相投的人共同犯经济之罪几无可能。一旦犯罪，必受严惩，后果非常严重。虽然加拿大没有死刑，但如果犯罪，一辈子也就结结实实地完了。加拿大经济犯罪是少数，打击经济犯罪的国家机器却无处不在，经济罪犯很难有一幸免。加拿大是世界上经济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加拿大消费很安全。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加拿大的商品生产者必定会对产品严格把关，产品自然质量优良、做工精细、安全卫生。加拿大消费者不会担心质量问题，能够吃的放心、用的安心。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第一，中国加入WTO后，相关经济法律制度不适宜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大完善及修订力度，维持公平有序的贸易制度，建立健全公正透明的管理制度。此外，中国是一个以人情世故为特色的社会组织，政府官员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太过重于人情，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法律灰色区域，滋生腐败，使得犯法之人逍遥逍遥法外的情况比比皆是。总的来说，中国仍存在严重的立法无序、执法不严，出现问题相互推诿的现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中国??多数情况下是一句威慑性的口号，在加拿大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中国一些地区的高级法院经济类判决率高达100%，上诉率高达60%，执行率低于2%，民众对法律、法院和法官普遍存在信心缺失。加拿大人对法律、法院和法官普遍深信不疑，对判决结果具有高度的唯一性预见性，绝大部分经济类纠纷案件可调解解决。美国经济纠纷案件判决率仅4%，加拿大法院经济类案件的判决想必不会比美国太高。中国存在法院执行判决难是具有制度性的，加拿大不存在法院判决执行难也是具有制度性的。加拿大各级各类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所有信息联网联动，一旦法院判决，经济法罪或违约行为一网而尽，在劫难逃，根本不存在执行难而逍遥法外的问题。中国不断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被查处，谈腐色变，但腐败具有普遍性，众多经济犯罪却有惊无险，平安无事。中国在这方面立法执法力度严重不足，致使毒奶粉、黑心鸡蛋、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因此在对待知名品牌（简称名牌）方面中加消费者态度迥异也就无可厚非了。加拿大产品品质过关，使用安全；而一系列中国国内产品安全事件极大打击了消费者购买信心，所以消费者在消费时偏爱质量有保证、品牌打得响的产品。这也是中国消费者追逐名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加拿大，消费很安全放心，而在中国消费者购物时往往会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其次，政治经济体制差异同样会导致中国和加拿大消费行为的差异。加拿大是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西方发达的七国工业集团之一，其政府执政实行政党轮替，立法司法高度独立，三权分治规范运行。其政局稳定，法律完备，税率优惠，企业经营环境宽松，政党政策连续，政府运营规范，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之一。并且，加拿大是契约社会，法制和信用是加拿大人尊崇的普遍价值观。契约和信用使社会变得简单，社会运营和企业经营风险成本降低。契约和信用是加拿大多元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稳定文化。文化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举例说明其契约和信用文化的一个侧面──违约和信用破产的后果：加拿大企业违约是一定会被追究的，不存在起诉难，判决难，执行更难的问题。加拿大人信用破产后，不能开公司，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不能拥有银行账户，不能拥有交通工具，不能远足旅游，不能高额开销，即使家里的冰箱也会被有关当局不定期上门检查，看生活是否太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