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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方言 雷家炳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在秦岭东段南麓，隶属商州市（原商洛地区），地处陕、豫、鄂三省交界，周邻八县。历为南接豫、楚，北通秦晋之重隘，扼南北之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商南虽属陕西，然则，其语言和民俗风情皆大异于关中与商州，也不同于周邻的河南与湖北，而十分接近江南文化。这里特殊的民俗和方言，是由于历史的沿革变迁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其人口源流的多样性，再加上长期尘封的族群生活文化，构成了这一特殊多样格局的“方言岛”。 一、蛮子腔、呔子腔与啁子腔。 商南方言，多种多样。有“十里不同语，隔河两重天”的说法。一家人讲几种方言都是习以为常的事。统括地讲，主要有“蛮子腔”、“呔子腔”与“啁子腔”三大种地方语言。 “蛮子腔” 蛮子，系旧时指我国的南方民族，也泛指一些少数民族。蛮子语言，也就被称作“蛮子话”和“蛮子腔”了。中国古代有“南蛮北侉”之说，“南蛮北侉”的分界线在接近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分界线，即对淮河以南的南方民族语言贬称为“蛮音”；南方则贬称北方语言为“侉音”。南蛮北侉也是现实中人们区分南北方话的最常用方式的称呼。从此可以看出，“蛮子”是对南方人与某些少数民族的一种贬称，蛮子讲的话叫“蛮音”，即商南人称谓的“蛮子话”或“蛮子腔”。 蛮子语音，是商南的主要地方方言，约占70﹪以上的人皆为蛮音。普遍分布在除县城与街镇以外的广大乡村。这是由于70﹪以上的人口，都是来自安徽安庆地区以及湖北与江西移民后裔的缘故。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争不断，兵燹匪患频繁，再加上灾荒连年与瘟疫流行等原因，境内人口骤减，十室九空，满目疮痍，所种者十之一二。以致形成“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虽广却无人可耕”的局面。据罗文思创修《商南县志》中载：乾隆十七年（1752）,全县仅有1500余户，5900余口人。清王朝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开始着手恢复社会经济。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顺治专此制定了《垦荒令》：“招来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为保证垦荒政策的落实，又修订了《垦荒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优惠政策，并把垦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作为对州县地方官员年终考绩的一项依据。尤其是，清乾隆初年间，江淮、江西、湖广一带连年遭受洪涝灾害亿万生灵流离失所，部分人来到了陕南，被这里的湿润、温和的气候、旷野阔土的丰富资源与优惠的政策所吸引。信息传开，带动了家族、亲友、朋邻，成群结队，前后蜂涌迁徙到陕南，以致商南人口猛增。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人口增长至102299人。他们入境定居不仅使境内人口数量剧增，而且带来了江南文化、艺术、习俗，并很快与北方文化、艺术、习俗融合，使这块土地具有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特征。无庸置疑，商南蛮子语音，是南方几种方言同当地方言相互渗透、吸收乃至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区域共同语，它是全县使用人口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语言。蛮子话无论是在语音上，还是在词汇上，所表现出来的南方方言特征都很明显。商南人把这些从安徽、湖北、江西等地迁来的移民叫“南人”或贬称为“蛮子”，把他们说的话叫“蛮子话”。其中从安徽安庆地区的太湖、潜山、桐城、宿松、怀宁、枞阳、舒城、望江等县迁陕移民占居绝大多数，又因其祖籍地原本在江南鄱阳湖畔，多于元末、明初从“瓦屑坝”移民到安庆地区定居的，故称“江南人”。其蛮音与部分来自江西、湖北的移民“蛮子话”语音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南人喜欢演唱和观赏的戏剧，黄梅戏、花鼓、曲剧和二黄戏，清末、民初由商南曹营艺人吕庆华，创建与带领的“二黄戏班子”，红遍了商洛各县。身为秦人却不喜欢陕西的秦腔，尤其是蛮子非常喜欢看黄梅戏，当看到戏里面说的话与自己的话相同时，更是觉得亲切，会心地一笑。在商南乡民的生活中呈现出秦风、豫情、楚俗，而犹显江南风采。 “呔子腔” 呔（tai）子腔，本系指说话带外地口音，也泛指北方语音。中国古有“南蛮北侉”之说，“侉”即“呔子”，系旧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贬称。南方人贬称北方人语言为“侉音”。而在商南，则是城里人将居住在乡下说江南话口音的人叫作蛮子腔，而乡下说蛮子话的人，则贬称城里人为“呔子”，称其语音为呔子腔。这是因为商南县县城里和试马、清油、梁家湾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街镇居民，多系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陕移民后裔，俗称“山西大槐树人”，也称“北人”。长期以来，他们的北方语音同当地方言相互渗透、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区域共同语，也称叫作“当地话”。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定都金陵（今南京）之后，虽结束了战乱局面，但因各地连年遭受兵燹和水旱灾害程度不同，中原地带十室九空，人口稀少，山川遍野，满目疮痍，大片土地无人开垦，生产力低下，官府无银粮可征；而山西南部则少受创伤，较为安定，难民大量流入。特别是蒙古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