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说话”和亘古“孤独”.docVIP

无尽“说话”和亘古“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是作家刘震云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力作，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本文从作品形式入手进行探讨，发现其对“说话”格外关注，所有人物关系都可以用“说不着”和“说得着”来分类，而对“说话”探讨的背后是对人孤独的生存本相的写照。 　　一、说话：寻找“说得着”的人 　　在这部近40万字的小说中，“说话”无疑是一个核心词汇，据统计，小说中“说话”出现了316次，除在本词中以外，“说”出现了2387次，“话”出现了858次。小说中所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其实都可以归为两类，即“说不着”和“说得着”（小说中“说不着”出现了18处，“说得着”出现了33处）。每当交代人物关系时，总要特别说明他们是否“说得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关系的发展。 　　 　　“说不着”的人物关系有朋友、父子、师徒、夫妻等，可以说涉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在刘震云的眼中，“无话”是人与人关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忙忙碌碌、吵吵嚷嚷，但在本质上人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 　　再看“说得着”的人的社会关系，大致有三类：朋友、父女、情人，这三类需要分别解释。 　　第一类“说得着”是因为朋友之间有共同的爱好：杨百顺和李占奇都爱看罗长礼喊丧、杨百利和牛兴国都喜欢“喷空”（类似瞎白话）、老史和男旦苏小宝“手谈”（影射同性恋），老韩和老丁都爱听上党梆子，他们共同爱好的特点就是“虚”。现实的严肃生活让人感到疲惫乏味，这些爱好可以让人暂时脱离眼前毫无新意的生活，展示生命自由自在的状态，与虚拟的人物达到心灵沟通。但是因共同爱好而聚在一起的朋友关系是极不稳定的，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干扰、压力都可能让这种理想化的关系崩溃。 　　第二类“说得着”的人物关系很特别，他们是上代人和下代人，而且下代人是个懵懂的孩子，如吴摩西和巧玲、曹青娥和百慧等。为什么和周围懂得事理的大人“说不着”，单单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得着”？孩子天真烂漫，还没有受到各种世俗礼仪、教条的束缚，当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四处碰壁后，在孩子那里可以找到暂时的寄托。 　　第三类是小说重点描写的人物关系，即在不合法的偷情者之间“说得着”，比如吴香香和老高、庞丽娜和小蒋、牛爱国和章楚红。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困顿的人在和情人约会时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甚至敢于抛弃一切去私奔。小说中的情人在一起不仅是因为情欲，根本原因还是“说得着”，情人之间一夜比夫妻之间一年说的话都多。刘震云为何把“说得着”设置在这类人物关系上，而且为这种不合法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说得着”？这就要换个角度思考，所谓的合法与不合法是依据世俗社会的价值标准规定的，按照小说中人物的标准，“说得着”才是人生最高的标准。 　　小说之所以对“说话”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说话非常普遍。这种借助于声音传播的“无形之物”具有实实在在的力量，且往往是破坏性力量。为什么说话可以产生如此复杂的效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形式，所指是语言符号的内容和意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所指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说话即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的具体实践。常言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能指对应着几个所指，不知道说者说出的是哪重意思，更不知道听者记住了哪重意思，而往往人们记住并传播的是它的负面意义。小说中秦满卿就是被一句话毁了婚姻，“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1]（P80） 　　为什么说话能给人带来祸害？即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为何往往是负面意义占据主要地位？这就涉及到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实用理性。儒家思想注重日常人伦，不关注超现实的世界。在中国乡土中，缺乏西方社会中的“神——人”关系。在“神——人”关系的社会中，人可以向神（上帝）倾诉自己的内心，神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因此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忏悔内心的阴暗面，以此获得心灵解脱；而在“人——人”关系的社会中，人内心有了郁结，只能对其他人倾诉，与人交谈需要特别小心，因为人与人之间会涉及利益关系。在说话的背后藏的是人心，过心的人才能说过心的话。过心的话自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客套的交际语，往往表现为凶险的话和无聊的话。凶险的话是一般不说的重要的话，如老裴问老曾：“能因为一句话去杀人吗老曾？”[1]（P14）无聊的话则并不那么重要，它更多的是一种声音，一种说话的感觉，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得以相互慰藉。由找人说话难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不仅因劳动而身体疲劳，而且因缺乏缓解使心灵困顿。 　　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说得着”的人时，便去和死者说，这便是喊丧。喊丧是乡土社会中古老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