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浮士德》在郭沫若写作与翻译中接受与复兴(1919—1922).docVIP

歌德《浮士德》在郭沫若写作与翻译中接受与复兴(1919—1922) 　　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的歌德《浮士德》中译本，及对其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作的影响。对此译本的考究说明了郭沫若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他个人的诗学主张及其主观的理解。这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对中国新文学中翻译现象的重新认识，即翻译文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浮士德》中译本；翻译文学；转换；模仿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1}虽然是本出色的文集，但它对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诗人歌德的杰作《浮士德》（Faust）却着墨甚少。在海德堡研讨会“初步提纲”中，至少有一篇论文谈到了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此文作者最后却转向其他议题。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以下简称《维特》）和《浮士德》曾引起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而《维特》对中国文学结构的影响尤为深远。在国际文学关系某些鲜为人知的领域，文学间的交往过程仍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个过程主要源于对文学的接受需求和可能性，而非所译介、阅读或分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 　　对于新兴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尤为突出）而言，除了对文学结构的接受需求外，另一个方面是被译介的文本或其所传达的信息对读者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在中国接受并复兴《浮士德》的过程中，这一因素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浮士德》乃艰涩之作。 　　一 　　我们没必要分析1918年之前《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即便如此，它对中国文学史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而言，也是无足轻重的。{2} 　　有趣的是，1919年及20世纪20年代初，《浮士德》第一次译介到中国后，它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有关《浮士德》的论文和节译本陆续问世，不过，我们很难就此认定，《浮士德》通过其内蕴对中国诗人与作家们产生更深入的影响，从而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外在印记。③ 　　这种影响与诗人郭沫若（1892-1978）的生平与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早在1917-1918年求学期间，郭沫若与其同学们一起读过??德《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的片段，{1}正是这本书引领他走进《浮士德》。我们并不知道郭沫若何时首次阅读这本书，但当他1919年假期陷入个人和婚姻危机时，有些事情令人瞩目。其个人危机源于他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Kyushu Imperial University）求学期间对医学已失去兴趣。事实上，在读高等学校时，郭沫若就曾全心全意地学习语言，阅读文学作品。可上了大学后，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头痛不已的医学术语。自17岁起，郭沫若的听力开始出现问题。后来，他的听觉严重下降，在空旷的报告厅听演讲时，他要费尽心力才勉强跟得上。与此同时，郭沫若的妻子反对丈夫学习文学，更反对他转换专业，因为她知道这会威胁到家庭未来的经济收入。{2}郭沫若十分喜欢《浮士德》开篇的内心独白。在歌德的这部诗剧中，浮士德忐忑地坐在桌旁，思索学习哲学、医学、法律、神学到底有何价值。郭沫若将其译成中文，这可能是《浮士德》的首篇译文，后来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并未说明自己在阅读、翻译《浮士德》的这段内心独白时，本应对浮士德的自杀念头惺惺相惜。但他承认，这段表现中世纪博学多才的独白好像是从他自己而非浮士德的心中奔涌而出，他甚至还记得自己当时并未去翻译歌德的诗歌，而是从事创作。③总而言之，郭沫若认为自己与浮士德同病相怜，明白自己无法获知一切，弃绝所有的快乐，而且精神空虚、身无分文，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当时，郭沫若与孩子和怀孕的妻子挤在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出租公寓的第一层。{4} 　　这种困境在其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引起某种程度上的调整（shape）。不妨以《月夜》（Mondenschein）这一场景为例。郭沫若“重新调整”(reshape)了这一部分，把原来12行（389-397行）诗改为10行，而且还插入了一半原文根本就没有的内容： 　　O sāhst du, voller Mondenschein, 　　Zum letzten Mal auf meine Pein, 　　Den ich so manche Mitternacht 　　An diesem Pult herangewacht: 　　Dann, über Büchern und Papier, 　　Trübsel’ger Freund, erschienst du mir! 　　Ach! kOnnt ich doch auf Bergeshohn 　　In deinem lieben Lichte gehn, 　　Um 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