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忠孝矛盾中“忠”变质和隐退.docVIP

论《琵琶记》忠孝矛盾中“忠”变质和隐退 　　摘 要： 忠孝矛盾的抒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琵琶记》中，高明虽高扬“全忠全孝”，而实际上在忠与孝的较量之中，“忠”却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变质与隐退的倾向。变质主要表现为尽忠为表象而功名为内核；隐退主要表现为尽孝成了蔡伯喈尽忠的前提和基础，而当二者矛盾到达顶峰时，蔡伯喈毫不犹豫地舍忠就孝。造成《琵琶记》中“忠”的变质与隐退的原因则主要在于科举制度对“忠”的扭曲、异族统治的社会背景及元代家庭伦理关系松动而造成的重孝轻忠。 　　关键词： 《琵琶记》 忠孝矛盾 “忠” 变质 隐退 　　《琵琶记》开篇①有云“全忠全孝蔡伯喈”，而我们从文本出发，看到的却是儒家文化内部矛盾所导致的忠孝难以两全的固有矛盾，也正是这种存在于儒家文化内部的固有矛盾，导致蔡伯喈既未全忠、亦未全孝的悖反。而《琵琶记》中忠孝矛盾的表现，较前代有所缓和，在忠与孝的较量之中，“孝”则始终占据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忠”尽管还是带有一贯的“强制性”色彩，但其程度则有一定下降，而体现出一种变质与隐退的倾向。 　　一、一般意义的忠孝矛盾及其在《琵琶记》中的体现 　　（一）忠孝矛盾 　　在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文化之中，“全忠全孝”无疑正是被标榜的完美人格理想，儒家文化的内部矛盾导致的忠孝矛盾却使得这一完美人格的理想在实际运作中难以实现。“忠”“孝”双方都因自身的价值合理性而势均力敌，正如黑格尔所说：“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1]（P286）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于忠孝矛盾的表现可上溯至《诗经》时代，钱钟书认为《小雅·四牡》一诗，可视作书写“忠孝不能两全”这一主题的源头。诗中的主人公，因“王事靡盬”而“不遑将父”、“不遑将母”，怀归之情无所派遣，故而“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毛传》云：“思???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2]（P560）。而《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辞王事。”[2]（P560） 　　《韩诗外传》中所载忠孝难以两全之矛盾冲突，则较《小雅·四牡》一诗而言更尖锐，更难以调和。如石奢之父杀人，石奢难寻“私其父”与“行君法”之两全之道，不得已而自尽以期全其忠孝。《后汉书·独行传》赵苞亦谓其母云：“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叹云：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可见，在忠孝矛盾早期显露之时，二者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而主流倾向甚至是偏向忠的一方，是“不以私害公，不以家辞王事”。同时，随着二者矛盾在实际运作中的日益突出，忠孝之道的提倡者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那就是“移孝于忠”，《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即把孝道由一家扩展至一国，以君为父，君成为封建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的大家长，以概念上的偷换来解决忠孝矛盾，而实际上养亲与事君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是在形式上被偷换了。 　　（二）《琵琶记》的忠孝矛盾 　　《小雅·四牡》中的抒情主人公的现实处境是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十分相似的：思归养亲之“孝”、尽心王事之“忠”，由忠孝的纠葛矛盾所导致的现实困境。而蔡伯喈对于这种“移孝于忠”的概念偷换，显然是并不十分认同的。从最初其自言“幼儿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一家安乐值钱多”，到蔡伯、张大公以“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来苦劝其赴试，希望以尽忠实际也是全其孝道来说服蔡伯喈赴试应考，蔡伯喈仍不认同，并有着自己的顾虑：“只恐衣锦归故里，双亲的怕不见儿”，仍是出于尽孝的考虑而不愿有所退让，即便最终无奈蔡伯相逼而同意赴考，也是不愿违背父亲之命，也是为尽孝而作出的让步，并非出于主观上渴望为国尽忠、为君主效力的动机。而当蔡伯喈终于黄榜高中，一朝成名之后，他的种种表现亦是无心于尽忠，所思唯有返乡奉养双亲，只是无奈皇帝、牛相权势相逼而难以付诸实践。可以说，《琵琶记》中所展现的忠孝的较量已与前代有所不同，忠不再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孝也不再是一味地作出让步，甚至“忠”已经落了下风而处于一种无力的地位，并且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变质。 　　二、《琵琶记》中“忠”的变质、隐退及其原因分析 　　（一）《琵琶记》中“忠”的变质 　　忠孝矛盾就其本质而言，应是父权与君权的矛盾，而“君”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大家长，则是权力的集中体现与象征。因此，忠君也就成为所有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