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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事故中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 　　摘 要：某些食品安全事故中存在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和行政机关的行为相结合侵权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行政机关应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也即，先由生产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在生产经营者无法全面承担责任时，由行政机关承担补充责任；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后，可向生产经营者追偿。 　　关键词：食品安全事故；不作为；行政赔偿；补充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73-02 　　一、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不作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后果，食品安全问题被推到了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些事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属于生产经营者作为侵权和行政机关不作为侵权相结合。例如，在广为人知的三鹿案中，从2008年6月开始，就有医院向甘肃省卫生部门报告婴儿肾衰竭的病例，并有消费者和医师陆续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督司网站上反映婴儿食用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肾衰竭的情况。到了8月份，三鹿公司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了问题奶粉情况，至此，相关行政机关仍然无所作为，既不对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也不将情况向社会公众通报。事故终于在9月份全面爆发！从免检开始，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对损害的发生不预防、不消除、不告知，怠于履行其食品安全管理的多项法定职责，扩大了对消费者的损害。因此，当受害婴儿无法从三鹿公司得到足额赔偿的时候，家属们将目标转向了行政赔偿[1]。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也引发了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研究热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针对监管机制作了探讨，但对监管不力及由此导致的行政责任却鲜有涉及。笔者认为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责任的研究同样重要，原因有三。1）监管机制固然应当改革完善，但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确保在实践中不出一点纰漏，更何况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制远非完美。有事故意味着有损害，有损害意味着可能产生赔偿责任。2）商人重利，将食品安全寄希望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对社会和公众负责”，① 未免所托非人，监管机制有效与否主要还有赖于行政执法力量的运用，而一定的责任规范是保证行政主体勤勉执法的必需，否则，无责任则无义务。3）观诸当下，食品安全状况并未因《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得到明显的改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依旧层出不穷。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肇事的生产经营者往往无力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损失，行政赔偿责任又得不到明确，这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行政责任，《食品安全法》仅在第94和第95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渎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对渎职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只字未提。前者属于内部行政责任，后者属于外部责任。对内部责任，受害人及公众难以发起，也难以监督，特别是众多受处分官员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华丽复出[2]，更让人觉得这似乎是一招缓兵之计。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对监管机制的落实意义重大，不过文本的主旨在于行政赔偿责任。对既有的受害人及其家属，行政赔偿责任的落实更为迫切。 　　二、责任的依据 　　同样以三鹿案为例，2009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三鹿普通破产程序，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结石患儿无法通过破产程序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实际上，在类似的大规模侵权中，企业很难对所有受害者作出及时足额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将目光投向政府，特别是在事故中存在过错的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因而进入公众的视野。行政赔偿不同于政府先行赔付。在三鹿事件爆发后，政府为患儿垫付了部分检查和治疗费用。行政赔偿也不同于免费治疗。2009年1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联合下发人社厅发[2009]10号《关于做好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相关医疗费用支付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为保障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婴幼儿的权益，由对此次负有责任的企业出资建立患儿医疗赔偿基金，并委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管，对患儿急性治疗终结后到18周岁以前可能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疾病给予免费治疗，并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畴。先行赔付属于行政应急措施，将患儿纳入社保免费治疗可以视为行政给付，这二者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换句话，是否先行赔付、赔付时间、赔付方式和赔付数额等，都在政府的自由裁量之列；而是否纳入社保、如何保，同样视乎政府一时的决策。这一次是先行赔付和免费治疗，下一次类似事故发生，是否还有如斯待遇，就不一定了，因为对政府来说，这些措施不是白纸黑字的法定义务。行政赔偿则不同，其赔偿范围、主体、程序、方式和标准均为法定，如果行政赔偿责任能够被证明成立，则受害者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要求政府对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