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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一个全新时代命题 　　【摘 要】中国模式的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包容性增长赋予中国模式新的意义。以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中国模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独特的变革方式，中国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些年来，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无一不引起世人瞩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正使中国驶向改革的深水区，新一轮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红利的开启将释放出更大的增长势能。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中国一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包容性增长已然成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全新理念与实践。 　　一、包容性增长：中国模式的全新发展理念 　　1.中国模式：一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简要评述 　　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国模式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备受关注的深层次原因所在。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或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即“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提“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经验”较为妥当①。但徐崇温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要发展变化就说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而且对于中国模式中的发展变化，也要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是不容否定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抹杀的[2]。郑杭生指出“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3]。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俞可平的分析富有启发性：“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4]。潘维更是一语道破：“问题在于谁归纳的‘模式’更精致，更有解释力”[5]。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6]。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7]。徐崇温认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示范的意思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8]。常修泽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9]。潘维提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10]。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道路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上体现为中国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形象上体现为日益成熟定型的“六型中国”，在思想上体现为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机遇与风险上体现为中国式机遇与风险并存[11]。 　　我们认为对中国模式概括较为完整的是俞可平所言：“关于中国模式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12]。“总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