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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王韬及其文化思想 摘要：关于王韬，可谓众说纷纭。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意气书生，可以说少年得志，却因上书太平天国而有“长毛状元”的称号。他在墨海书院翻译，到日本、英国考察，对中西体制的看法也随着经历而发生前后的改变，笔者认为王韬可以谈得上是近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亦是少数能够在中国近代在思想方面能够与时俱进的学者。本文将从王韬的生平主要的历史轨迹出发来评述其文化思想。 摘要：王韬 文化思想 西方文化 王韬作为一个熟悉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是有较深造诣的。自幼聪颖的王韬十七岁得秀才，可谓锋芒初露。而后科举不进，遂弃功名而潜心读书，为世所用。王韬是个性情中人，他曾说：“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帜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他这种奔放自由的秉性科举不第或是好事，也为他后来到墨海书馆工作的适应以及文化上的接受，思想上的改变有着一定的关系。 1849年，王韬开始了他在上海墨海书馆的工作。1849年的上海，这个在鸦片战争后畸形繁荣的城市，吸引了王韬的目光。在这间由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书馆里，他开始接触资本主义文化。从江苏乡间到墨海书院，从谙习诗书经学的封建士子，到翻译西书追求西学的“洋务秀才”，王韬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的转变。 王韬在墨海书馆主要从事编校工作。王韬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不少西方科技知识，并且了解了许多天文、地理、历算等格致之学（即西学，近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技文化自然科学知识的总称，源自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格致西学提纲》）。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起来很大的变化。在墨海书馆十三年的工作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很重要的作用。他开始研究西方文化，并认识了一批中外仁人志士，俨然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名士。在这期间，王韬的思想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尤其表现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上。但总的来说，是在逐步的转变中。 在墨海的早期，他多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即器物方面的，而西方的资产借此民主政治思想还未接触到，这客观上限制了他对西学认识的深化。正如梁启超所说：“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2]可见，这时他的思想是偏于“中体西用”或“中西并立”的。但随着他对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知识的认识，思想亦不断发展，逐渐发生了变化，日趋成熟。他开始怀疑并批判中国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封建制度。认为西方不仅“器”先进，西方的“道”也比中国先进。此时，王韬是思想认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开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了。而王韬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向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靠拢。这样的转变是不易的，正是因为他关心国事，在从事中西方文化传播的努力中，力求经世致用，挽救民族于生死存亡之际，尽匹夫之责，尽文人之职。 1861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后遭缉拿。为避祸通过英上海领事麦华陀（麦都思之子）派专人护送而前往香港。在香港，在理雅各的安排下，王韬住入英华书院，重新开始了他的译书生活。也就是此时，他改名为王韬。取义隐晦韬光，有意遁世。王韬在香港译书十二年，翻译了《中国经典》，进一步从事中西方文化研究，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避居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王韬最多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他的思想有了较大的的变化。他归家无望，对中国的旧制，旧观念早已绝望。在香港期间，他广泛研究西学，学术和政治等方面日趋成熟。 1867年，理雅各返国，邀王韬同行，开始了近三年的欧洲留学生涯，对西方的了解便从书本和直观上结合了起来，有了切身的实践和最深刻的体验。而无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给了王韬最大限度的收获。王韬赴欧洲后，重点考察的是西洋社会文化，他一到法国的马赛就觉“眼界顿开，几别一世宙。”[3]后他看到法国遍布的图书馆，学校，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都大开眼界。在英国，他更惊叹于英国女子的自由言论和交际，欧洲的社会文化可以说让他震撼，使他的思想更加全面和完善。他真正的走向了世界了。王韬曾被邀往牛津大学讲演，有位年长的学者还问他孔子之道和西方宗教的异同，王韬云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必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 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4]在他的回答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睿智，同时都看到了他思想的成熟和转变。 1780年，王韬回到香港，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他一心要用西学改造中国，有所建树。“所望者中外揖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5]所以，赴欧留学对王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回到香港后，他办了《环球日报》，从变法自强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反映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因名声大噪，后受邀日本，极受欢迎，为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