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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者权与邻接权本质区别及其保護 　　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将出版者的权利与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等惯例称为“邻接权”的权利规定在一起，并单独作为一章，统称为“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这种少见的立法安排多年来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同时使得学界对于邻接权的表述产生了一些歧义。本文分析了出版者权与邻接权的本质区别，认为无论是专有出版权还是版式设计权，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邻接权有着较大的差异，应该明确予以区分以利于更好地保護。 　　关键词：出版者权；版式设计；邻接权；出版业 　　首先必须说明，出版者权（出版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现行《著作权法》中依然是被整体纳入“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出版者权的核心内容“专有出版权”与“版式设计专有权”都是“邻接权”。尽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特别说明出版者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但是从国际惯例来看，所谓“相关权”一般是没有图书出版者的权利的，因此混淆还是不可避免。 　　一、专有出版权与邻接权的显著差异 　　在国际上，邻接权一般仅指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因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就其传播的功能来说，出版活动与上述三项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1991年的《著作权法》，授予图书出版者不超过十年的专有出版权，并将其与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播放并列为一章。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以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为代价，使出版者有法定权利通过合同形式从著作权人手中获得出版权。在当时的立法框架下，出版者享有的包括“专有出版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均属于“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意即“邻接权”。但是，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出版指的是“复制”加“发行”，而这两种权利明显是属于著作权人的，假设真有一种“出版权”的话，也理所应当要由著作权人享有。在2001年颁布的现行《著作权法》中，出版者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须由著作权人同其在出版合同中约定；同时明确了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出版者权与邻接权之间以往过于明显的逻辑冲突，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根据前述隐含的逻辑，出版作品的权利本质上是由作者的著作权衍生出来的，其性质仍然是著作权，并不是“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这里涉及对邻接权的不同理解。有不少教材，认为邻接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邻接权，通常包括表演者权、音像制作者权及广播组织权三类；广义的邻接权，是把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一律纳入其中，其基本内容除以上三项外，还包括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报刊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客观事实其实是先有《著作权法》的模糊规定，而后才有这种“广义邻接权”的观点，因此这是循环论证，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出版者权是不是邻接权，从内容的权重来衡量，主要看“专有出版权”是不是邻接权。因为出版者权的主体就是专有出版权，而其他的如“投稿选登权”“再版权”等，完全可以与“专有出版权”一并解决。但是，根据前述理由，“专有出版权”所包含的种种权利，均由著作权人让渡而来，其来源是著作权而非“相关权”，其获得方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作出的一种合约安排。因此，将出版权归人邻接权，等于是将作品出版的权利直接界定给出版者，于法理不符；而如果承认“复制”和“发行”是著作权人的权利，却又将它们置于邻接权下，则与邻接权的定义明显冲突。 　　由于我国出版业长期以来在传播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因此一开始特别强调对出版者利益的保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专有出版权”事实上已经被置于合约经济的框架之下，这是务实的方向，体现了立法者循序渐进理顺这一关系的意图。应该看到，尽管目前各说纷纭，但学术界对于“专有出版权”的性质界定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它不属于邻接权的范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对此进行了解释。只不过在具体的立法体例上，这一权利尚没有跳出邻接权的范围，因此争议依旧。2012年出台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终于将“专有出版权”移至“权利的行使”一章，是对这个问题的及时反应，同时也印证了之前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对于“版式设计专有权”，学界一般认为应该是邻接权，理由是它和“其他”邻接权一样，是为了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因此这两者应该区分开来，“版式设计专有权”应该列入邻接权。然而正是这一点，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二、版式设计专有权与邻接权的本质区别 　　从历史上看，以法律形式规定邻接权保護，最早见于奥地利1936年的著作权法。1961年的《保護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织国际公约》（简称《罗马公约》）开启了在国际间保護邻接权的历史。所谓邻接权（neighboringright），是指与著作权相邻近的权利或者相关联的权利。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