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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教师发展困境社会性别视角审视 　　摘要：近年来，我国高校女教师队伍日益壮大，但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男中心女边际”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也不意味着女教师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事实表明：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是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大主要困境。边缘化危机主要以显性边缘化、隐性边缘化与反向边缘化三种形式存在；性别迷思则主要从形象认同的迷思与个性发展的迷思两个方面显现。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发展；边缘化危机；性别迷思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078—06 　　收稿日期：2012—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BIA1000070）；湖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地成果 　　作者简介：禹旭才（1967—），女，湖南邵阳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高校女教师队伍日益壮大。截止2010年底，女教师为595310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45.96%[1]。与2000年相比，高校女教师的总数翻了1.6番。若仅从数量上来看，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的确蔚为壮观，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的“男中心女边际”格局已不复存在？女教师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 　　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在湖南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为56421人，其中女性为24709人，占教师总数的43.8%）[2]（P47）13所普通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总体共计1145人，其中男教师566人；女教师548人，占总数的49.2%。二是从学位、学术资格、科研立项等8个大方面，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23个具体方面，收集了这13所高校近5年来女教师进入学校“精英集体”的原始数据。三是对25位女教师、10位男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对相关数据、访谈记录的统计、整理与分析，研究表明，上述问题并没有消解，相反，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然是制约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大主要困境。 　　一、边缘化危机 　　“边缘化”（Marginality）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在1928年首次提出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边缘化”概念引入教师发展领域[3]。所谓高校女教师发展的边缘化，指相对于男教师而言，女教师不仅在话语权、发展权、社会声望和资源分享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与心理上也处于劣势的一种生存状态。本文借用杨凤关于女性边缘化的提法[4]，认为女教师发展的边缘化也以显性的、隐性的与反向的三种形式存在着。 　　（一）显性边缘化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女教师发展的显性边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被剥夺了参与高等教育的权利，那么在当下，则主要表现为远离高校“核心集体”。 　　1.远离高校学术“核心集体” 　　教学和研究犹如大学的一体两翼，可谓众人皆知。然随着19世纪初科学研究成为德国大学的本质特征，进而成为世界大学的特征后，科学研究就比教学拥有了更尊贵的地位。甚至，因“科研和教学的分化导致了大学教师中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形成”[5]。这种景象，目前在我国大学中并非鲜见，这在客观上将女教师推向了边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科研的边缘者。即相当一部分女教师没有真正进入学科或专业领域，男性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得他们比女性有多得多的机会获得科研基金和晋升的机会[6]。这反过来让女教师更加难以进入科研的中心。主要表征如下： 　　其一，女教师大量聚集在教学领域，并且在教学课程或等级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课程层次越高，女性的课时就越少，尤其是在担任研究生课程方面，女教师明显少于男教师。此外，在公共“理论课”和公共外语教学中，女教师占了绝对的优势。如湖南省女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43.8%，但担任公共基础课的女性却占教师总数的50.4%，占女教师总数的30.2%，而担任公共基础课的男性只占男教师总数的23.1%[2]（P46）。从全国范围看，女教师担任公共课（基础课）的比例也一直比男教师高，其中担任公共课的女教师占其总数的32.2%，而男教师只占其总数的26.3%[7]。其二，科研队伍中即使有少量女性，也只是些处在边缘地带的研究者。调查结果显示，男性人均主持的国家级课题是女教师的4.37倍、省级课题是女教师的3.32倍、校级课题是女教师的1.40倍；在科研项目研究中，女性大多充当参与者的角色；在著作出版方面，女教师的人均数同样远远低于男性。其三，女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教师。如男教师出国留学的人均次数（0.094）是女性（0.028）的3.56倍，男教师国内访学的人均次数（0.045）是女性（0.0